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动乱时期，总理要顶着他们这一伙的压力，继续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其处境之艰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总理几乎每天都要花许多时间接见北京和外地的群众代表和红卫兵，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东北地区的代表来了，有时总理让我先出面谈，然后他再接见。总理一天要工作十几小时甚至20小时，实在太疲劳了，我目睹他在人民大会堂步履艰难地从这个厅走到另一个厅，两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中途还要坐下来休息一次到两次。看着这情景，真是使人心痛啊！林彪、“四人帮”一伙挑动和分裂群众，制造种种事端，处处刁难和折磨总理，到1974年，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居然明目张胆地打着“批体批孔”的旗号批起总理来了。这时，总理已重病缠身，但他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排除干扰，以坚强的毅力，抱病坚持工作，在病房接见外宾，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我1974年被“解放”，虽说名字出现在报上属“参加的还有……”之列，但总算有机会能在国庆宴会上远远地望一望总理。望着他那消瘦的身影，我思绪万千，忧心如焚。我多么想去看看敬爱的总理，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慰问，但是又怕干扰他的休息，影响他的健康，同时也为了不给“四人帮”一伙对总理进行刁难的借口，只是通过一位老同志给邓大姐捎了一封信，请大姐转达我对总理的崇高敬意和亲切慰问。在总理不幸逝世之前，未能亲自去看望他，是我终生的一件憾事。1976年1月传来了令人胆裂肠断的噩耗：10亿人民衷心爱戴的好总理去世了。巨星殒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最难忘的是向总理遗体告别的日子。那是一个寒冷、肃穆、宁静的早晨，吊唁的人涛滚滚，泪浪滔滔。我带领全家向总理的遗体致哀，悲痛欲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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