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天的柱石

　　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座擎天柱石。在“文化大革命”中，愈益显示了他的这种重要作用。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对于总理的这一段评价，我有深切的体会。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总理就挺身而出，竭尽全力保护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干部。东北地区许多同志也受到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坚决保护。吉林省副省长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同志，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为延边的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1966年8月，他从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到延边以后就遭到批斗，地区的局势陷入混乱，州委已难以控制。总理获悉后明确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并指示我和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到延边去做工作，保护德海同志。我与马明方同志和吉林省省委书记赵林同志一起立即赶到延边，召开州委常委会议，我说：“我这次是奉周总理的指示专程到延边来的，中央认为朱德海是好同志，要让他站出来和群众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并要求领导核心统一认识，掌握好局面。我还建议州委常务副书记多出面，让德海同志先下去抓生产，免得出面多了造成被动。马明方、赵林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我走了以后，马明方同志留在延边召集群众代表座谈，希望他们尊重朱德海同志的领导。他说：要爱护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特别是培养一个民族干部不容易。9月底，总理亲自点名让朱德海同志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让他的名字见了报。同年年底，总理又一次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要保护他。可是，横行一时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公然对抗总理的指示，派他们的帮凶到延边，给德海同志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姚加迫害。德海同志最终未能免遭劫难。1972年，当德海同志病重时，总理指示中央组织部尽快查清问题，恢复德海同志党的组织生活。马明方同志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保护了朱德海同志等一批干部，但不久他自己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明方同志才得到彻底平反。

　　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同志，早年赴欧洲参加勤工俭学，是我党的老党员。他很有见地，对1958年“大跃进”的一些做法有过某些保留，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所谓右倾错误，欧阳钦同志和东北的其他几位省委书记态度都比较消极。欧阳钦同志很顾全大局，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主动为国家分忧，尽量从黑龙江多调些粮食出去，而不让本省居民的粮食定量定得过高。他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林彪、“四人帮”一伙唆使造反派批斗欧阳钦同志。他身体不好，态度又强硬，如果再遭批斗，身体很可能支持不住，我们在1966年底秘密地让他随我坐飞机到北京，安排在北京饭店。因事先来不及请示总理，到北京后我立即写信给总理，建议欧阳钦同志留在北京住院治病。总理很快批示同意，欧阳钦同志遂被送进空军总医院保护起来。

　　对于我本人，总现也是十分关怀和尽力保护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东北局曾几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请示运动中的政策界限，但是没有得到过一个字的答复。于是，我们就直接向总理请示，总理每次都有明确指示，并先后指定李富春同志和陶铸同志负责同我们联系。1967年，中央将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同志集中到京西宾馆住，我被安排在六楼东头的套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下，东北的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来抓我，他们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气势汹汹地从一楼冲到六楼，有个别人趁机对我进行殴打，并把我拖到阳台，准备用绳子将我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此时，傅崇碧同志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急速赶到六楼，将我从造反派手中夺回，转移到安全地点，我才幸免于难。总理对冲击京西宾馆事件很生气，为了保护一大批老干部，亲自指示立即修围墙。京西宾馆现在的围墙就是在那个时候突击建成的。1969年，我下放到辽宁的农场劳动，不断遭到批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体重下降到不足90斤，腹部疼痛，不压一点东西不能入睡，我的几个孩子于1973年联名写信给总理，要求让我到北京检查身体和治病，总理很快就批准了。这一年的4月，我还没有被“解放”，总理在一次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把将要出使美国的黄镇同志和夫人朱霖同志从后排请到前面就座，并在会上大声问黄镇同志：你去看过宋任穷同志没有？黄答还没有，正准备去。总理说：“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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