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啸仙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农民运动理论家。大革命时期，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家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广州农讲所第一至第六届教员、第三届主任等职，与彭湃等人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广东农民运动。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讲话和演说，并于一九二六写下《中

　　阮啸仙在如下四个方面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善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一、深刻认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农民的力量视为革命万岁的决定性力量。

　　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很重视农民问题，指出农民是革命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和朋友。一八五○年，马克思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说：“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这部著作中，从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三方面来分析，说明农民革命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并指出：“为要夺得政权，党就应当首先从城市里跑到乡村里去，而成为乡村里有势力的党。”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真正地把广大农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革命胜利才有保证。

　　我国是一个拥有几亿农业人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这无疑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阮啸仙是广东第一批共产党，也是广东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分析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在看待农民问题上，他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数量上而论，“中国农民人数百分之六十是贫农，是很可以革命的。所以农民在社会上经济上占很重要的地位。”他还指出：农民“ 都是生产的重要者，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他们所占的地位尤为重要。”

　　阮啸仙不但从中国农民的人数和经济比重上认识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把农民问题与反帝反封建的根本目标，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等一系列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事业紧密联系起来看待，从而把农民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指出：由于地主、每向农民增加租税，一方面在政治有军阀，土豪劣绅的剥削。……因此迫得他们没有生路可走，他们只有起来革命。”又由于农民“觉得地主与洋人有关，使他们渐渐知道帝国主义是仇敌”，“帝国主义及军阀是地主阶级的靠山”，因此“中国农民已晓得他们实际痛苦的来处，自动起来反抗剥削他们的阶级了。”这就是说，农民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其根源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就决定了农民必然会积极参加到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国民革命中来。因此“中国国民革命战线上，农民已占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子。”阮啸仙甚至认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运动，比工人还激烈”。因为“他们被封建政治压迫得太利害，直接被敌人所伤害非常多。”这是阮啸仙高度评价农民革命性的一个独特见解。在当时全党还不大重视农民运动的情况下，阮啸仙提出如此鲜明的特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说明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阮啸仙还以一九○五年俄国革命之失败“就是没有农民参加”，反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就是因为“使农民起来参加运动”的历史事实，说明农民的力量，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他断言：“谁是拥护农民利益的，谁便胜利，如果是违反农民利益，压迫农民的，马上便会失败”。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一定要获得广大农民群众，否则革命必然遭致失败。

　　由此可见，阮啸仙以农民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他实际上把农民的力量视为革命万岁成败的“决定性”力量。这同毛泽东、彭湃等人对农民总是的认识以及所作的诊断是基本一致的。毛泽东在一九二六年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而当时陈独秀却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看待农民问题，他虽然也承认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①，指出“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②。从这种认识出发，陈独秀也曾热情地支持过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和阮啸仙等人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但当时陈独秀主要是从中国经济落后，农民人口众多和生活痛苦的角度来提出并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而没有从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来阐释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不懂得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与广大农民的反封建要求是一致的，而把两者分割开来。他指出过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对内打倒军阀，但看不到封建地主阶级正是军阀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同样看不到封建地主阶级乃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正国为如此，他不能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不能深刻认识农民在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中国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徒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③因此陈独秀在革命斗争中实际上忽略了农民，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性，而强调了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夸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以至最终因失去农民而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阮啸仙在五四运动时期曾深受陈独秀的影响，对陈颇为尊敬。陈独秀也很器重阮啸仙，一九二三年阮啸仙担任团的领导工作，就是由陈独秀推荐的。他认为阮啸仙是广东党员中从事团工作“合适而努力的人”。然而阮啸仙对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则从不盲目接受，并在实际的农民运动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二、明确提出农民阶级必须与工作阶级结成联盟并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统一战线是革命成功的法宝。

　　阮啸仙在充分肯定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时，也科学地分析了农民“因小农经济生产的种种所影响”，存在一些自身难于解决的弱点，因此农民阶级不能作革命的领导阶级，“必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他以保加利亚革命失败为借鉴，指出他们的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农民党领袖出卖农民，不与无产阶级政党合作，得不到工人阶级领导之原因”。他进而指出：“在任何种属性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亦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好，半殖民地多阶级的国民革命也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农民就是工人阶级长期奋斗的革命同盟者。”工农结成联盟“国民革命才可以成功”。因为工农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有革命的坚定性。“除工农能够始终革命到底外，其余各阶级时常有妥协倾向”。同时工农又居生产主要地位，而“居生产重要地位的工人、农民若不积极起来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力量的。”

　　那么，工农能否实现联合呢？阮啸仙作了肯定的回答。他指出：“因为农工地位相同，在社会上受经济压迫是一样痛苦、农民土豪劣绅、大地主的压迫，而工人受资本家的压迫，亦是一样的。”同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由农民出身，所以革命感情浓厚，他们是革命的天然同盟者，可以合作到底，共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建立无压迫无阶级的共产社会。”

　　阮啸仙这些论述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思想的具体运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巩固工农联明和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而农民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指出，由于农民的利益与资产阶级不可调和地相对立，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是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和领导者。”④

　　值得一提的是，阮啸仙在实践中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的思想，提出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国民联合战线”的主张。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豪绅地主及一切反动势力的恐慌和仇视。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组成联合战线共同镇压农民运动。“地主阶级这联合反革命战线－－土豪、劣绅、土匪、民团、静待时机，稍触即发。”他们一有机会但制造惨案，“给农民以断头流血之惨祸”。为了打破地主阶级的反革命联合战线，阮啸仙认为必须组织革命的联合战线。在农民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联合战线”；在城市则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城市联合战线”，以争取社会各界对农民运动的支持。“此种联合与努力，可使学生、军人、小商人、妇女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都革命化了，都联合起来在革命的战线上跑。”他指出：“农民运动所号召或所影响联合起来的乡村联合战线－－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教职员、学生等是打破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势力的唯一武器。……工人阶级所领导‘城市革命的联合战线’，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的急先锋，这两道工农阶级所领导或影响而联合的整个‘国民联合战线’就是中国革命的一把并州剪，就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唯一工具。”

　　阮啸仙这一段相当精辟的论述，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对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高度认识。他为促成联合战线的建立而努力奋斗。

　　联合战线的建立之后，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破坏和宗族关系，例如在军阀陈炯明统治多年的惠州，就提倡什么“大惠州主义”，口口声声说“惠州人不杀惠州人”，以模糊农民的阶级意识，捆住农民的手脚，不让他们参加农民协会和建立国民联合战线。阮啸仙戳穿封建军阀及地主豪绅的阴谋，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人应该为中华民族谋完全解放的革命主义”而不是什么“大惠州主义”；“此种革命主义，不分士、农、工、商、民，不分惠州、广州，不分本省或外省，总而言之：凡是被帝国主义及军阀压迫底下的同胞，都要一齐起来为自己谋解放去做的，都要一齐团结起来。”阮啸仙号召“各界组织好各界的团体”，然后“工农兵商学大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他还进而提出，打倒一切压迫中国人民的卖国军阀”。阮啸仙还把眼光放在世界工农的大联合上。他明确提出“要联合世界上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共同奋斗”。

　　阮啸仙关于工农联盟和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极大地调动了各阶层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从而把广东农民运动推向新高潮。

　　三、对农村各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初步提出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

　　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运动的根本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很重视对农民进行阶级分析。恩格斯认为农民“阶级本身又分作不同的部分，第一是较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做大农和中农”；“第二是小的自耕农”；“第三是封建佃农”；“最后是农业劳动者”。指出农业劳动者“在任何时候都是贫穷饥饿，作他们雇主的奴隶”，因而他们的革命性最强。小自耕农、封建佃农“革命对于他们每个人都有利益，革命运动一旦被适应地开展，可望每个人都会参加”。⑤在这时，恩格斯从不同部分农民的经济地位中确定他们的革命性。

　　阮啸仙在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中，深切感到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分析，及时解决农民运动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于是他深入各地农村，对农村中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作了周密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在这基础上初步提出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

　　阮啸仙按经济地位把农村分为九个阶层：大地主、土豪劣绅、自耕农、自耕农兼雇主、自耕农兼佃农、佃农、佃农兼雇主、佃农兼雇农、雇农。指出：大地主“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有许多田地雇人耕种，剥削农民而生活”；土豪劣绅“与大地主勾结，为大地主的走狗，亦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专依附地主以压迫和剥削农民而生活”。认为以上是属于地主阶级，“是压迫农民的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分析自耕农时，阮啸仙按其经济状况分成三个阶层：一是纯自耕农：“自有土地，自耕自食”。二是自耕农兼雇主：“一方面自己耕种，一方面将耕不尽的田，雇珍耕种，而取其利息。”三是自耕农兼佃农：“自己小有田地，但一方面仍租人田地耕种”。认为“自耕农因为他是小有产阶级，可以自己生产，供给自己的需要，或有时有余，或有时多取其他雇农利息，常有想做大地产的幻想”。所以他们“不热心革命而且怀疑革命，不敢前进。”阮啸仙把佃农也分成三个阶层：一是纯佃农：“自己无田地，而租人田地耕种”。二是佃农兼雇农：“自己租人田地而耕，一方面又为别人雇工”。认为“大佃农迹时有做大地主的幻想，但究竟甚少而难得，故有倾向革命之趋势。”雇农：“自无田地，而受雇于人耕种”。认为“无产阶级的雇农，生活困难，觉得非革命不可”，是革命的最坚定者。佃农、雇农都是“很可以革命的”。

　　以上的阶级分析表明，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使各阶级对革命持有不同的态度。党在领导农民运动中必须依靠那些“觉得非革命不可”的雇农，以及“很可以革命”的佃农（即贫农〕；同时要团结“具有革命的动摇性，但能参加革命”的自耕农，打击“压迫农民阶级”的大地主土豪劣绅。这就从实际上提出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

　　阮啸仙这一科学分析和论断，同毛泽东在同年三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阮啸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方法，科学地解决农村实际问题，这在党内除毛泽东、彭湃外，确实为数不多。当时党内虽有不少同志对农民问题进行了研究，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和认识农村。然而，有许多人只是从“平面”看农村，把农村看成铁板一块，而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即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看待农村，因而也就无法正确制定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引导农民走上革命的道路。陈独秀则从根本上反对用“立体”观点看农村，反对阶级分析和阶级路线，以及对贫农的正确估计。他否定贫农是农村大革命中的依靠力量。他认为农民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力为自己私有权的心理上”。⑥把贫农的革命性贬低为“为自己私有权”的斗争。张国焘则片面强调工人运动，同样否认农民的革命性，更谈不上支持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相形之下，更显示了阮啸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

　　四、高度重视建立农民武装，指出农民运动最终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阮啸仙依据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论断，充分认识到在农村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指出农民运动必然由经济斗争、政治斗争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阮啸仙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早有认识。他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就写下《社会主义与军人》一文，用马克思“自由的最好担保和保证，是枪械在劳动者之手”的著名论断。结合中国的国情，指出“劳动者的革命，只有战争而胜”，“只有和资本家碰个死活，组织社会主义的军队??赤卫军”。“军人和劳工农民携手，军械在无产阶级之手，社会革命……可以猛向资本主义下总攻击了。”可见这时阮啸仙已提出建立工农革命武装的主张。他在领导广东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一直很注意引导农民武装起来，建立农民自卫军，以保护农民运动不受地主武装的摧残。

　　诚然，农民运动并非一开始就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经济斗争为先导。因为“中国农民所受的痛苦”，被压迫和剥削的程度差不多，所以农民运动发生都有同一趋势，经过同一阶段。开始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斗争”。这种经济斗争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行减租，以反对地主阶级的重租剥削；二是提倡合作事业，组织合作社，以减轻地主、高利贷的盘剥。但是，长期以来在农村把持政权、横行霸道，任意宰割农民的的地主豪绅，怎能会对农民作半点的让步呢？又由于他们与贪官污吏相勾结，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封建军阀的庇护，因此“每一次农民做生活改良运动，必引起政治上地主劣绅等地方官及驻防军之帮助极力压迫农民的斗争”；“农友一方面已能用本县团结力量防止地主进攻，一方面实际参加民族运动”。⑦这就是说，农民既要反对地主的压迫剥削，又要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反动统治。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了。

　　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和激化，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因为地主有武装，动不动就杀农民的头，因为民团的武装是压迫农运，农民要抵抗这种压迫，自然便需要自己的武装自卫了。” 旧中国的广大农村，地主阶级不仅控制着基层政权，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在广东就有民团、乡团、保卫团等。他们平时打着“自卫”的旗号，与军阀、官府和土匪相勾结，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武装工具。当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地主阶级便利用这支武装摧残农会、镇压农民。“广东农民与乡村统治阶级接触，即发见地主与地方官防军勾结作武力的压迫与摧残”。在这种情况下，”未有武装的农民，当然挡不住有武装的地主阶级与军阀联合的反攻”。因此，阮啸仙认为：农民运动最终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有因势利导，积极发展农民武装，同地主武装展开不调和的斗争，才能保护农民协会，使农民运动不被扼杀。他指出：建立和发展立民自卫军是“为我们农民唯一保障。”阮啸仙为建立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而呕心沥血，忘寝废餐，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促成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作出关于“解散压迫农民武装团体”、“明决农民以自力防御侵害之原则”等有利于发展农民武装的决定;制定和发布《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推动全省农民自卫军的建立。到一九二六年五月止，全省农军人数达三万人。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革命武装力量。他还通过中共广东区委选派军事干部到各地农村指导农军训练。在农讲所担任教员时一再向学生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主持的第三届农讲所，将全体学员按军队编制组成“农民自卫军模范连”。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培育了大批能文能武的农运干部。“在农民与地主的斗争中，打前锋者多为农讲所卒业之学生。”①更为可贵的是，他始终站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当农民自卫军与地主武装发生冲突时，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亲临肇事地点指挥农军战斗。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广宁、花县、清远、东莞、高要等地的土匪民团，在地主豪绅的指使下，猖狂向农会进攻，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阮啸仙常常亲赴现场，解决争端，处理善后，那里最危险他的足迹就在那里出现，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煞住了地主的威风。花县曾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了哈哈笑，地主见了呱呱叫（叫苦的意思）。该县民团局局长江侠庵，是个大土豪，他曾咬牙切齿地狂叫：“最厉害的是阮啸仙！不除去阮啸仙我们不得安宁。”可见阮啸仙在打击地主豪绅的斗争中是多么得力。

　　不过，这阶段的武装斗争，还没有超出“自卫”的范畴，建立和发展农民自卫军是“为了保存农会之存在”。而没有提出武装夺取农村政权的口号，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可是就连这一点陈独秀也坚决反对。在他制定的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中说：“素无组织训练的农民有了武装以后，很容易发生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反对建立农民武装，摧毁地主武装，这曾给广东农民运动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以陈延年为书记的中共广东区委，以及具体领导农运的阮佩仙、彭湃等人抵制陈独秀的错误主张，坚持发展农民武装，才保证农民运动的顺利发展。

　　一九二六年夏秋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掀起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这时毛泽东不失时机地“突破”农军“自卫”的范畴，提出以武装夺取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从而把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高峰。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训，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岗山，开辟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哀思主义。毛泽东提出的这条道路，是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其中阮啸仙的武装斗争思想，以及他参与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都给毛泽东以影响。阮佩仙在大革命失败后还亲赴广东粤北仁化县，发动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建立仁化县安岗苏维埃政府并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他以实际行动在广东开拓以武装夺取农村政权的道路。

　　大革命时期，从全党来说，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还很不一致，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特别是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对农民问题存在许多错误的认识，这对全党产生着不良的影响。然而党内也有不少同志始终重视农民问题的解决。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农民解题的理论分析看待中国农民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在这方面，毛泽东、彭湃、阮啸仙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阮啸仙在上述四个方面对农民问题理论的精辟而独特的论述表明。他确实不愧为我党早期卓越的理论家。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理论也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但是这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对北伐战争期间形成以两湖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以及对后来的农民运动，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

　　注　释

　　①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载《前锋》第2期。

　　②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载《前锋》创刊号。

　　③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载《前锋》第2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314页。

　　⑤《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⑥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载《前锋》第2期。

　　⑦《广东省一年来之奋斗报告大纲》，载《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

　　⑧《农民自卫与民团的问题决议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资料》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