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啸仙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广东青年运动的先驱，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结身，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特别是广东人民永远怀念阮啸仙同志！

　　阮啸仙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中国革命

一

　　阮啸仙同志年轻时利税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广泛阅读了中外名著，特别注意从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写下了很多有独特见解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很早就看到经济生活对于政治社会生活各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初步阐述了朴素的经济观点。从他早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经济方面一些很有见地的论述。尽管这些论述是不成熟的，不是完整和系统的，但却是十分可贵的。这些论述最主套的有下达几个方面：

　　一是民富国强论。阮啸仙同志在他早期的文章中，处处体现了人民本位思想。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希实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他认为只有人民富裕，国民才能真正强征。他在《衣食住说》一文中，一开努就指出了“国家所赖以巩固而无根本之摇，人民所赖以安全而无流离之苦者，何恃乎？恃乎衣食住三者而已。”“三者毫无缺憾，则人人得以安居乐业。而国家亦因以巩固。衣食住三者不綦重哉”。他在《商鞅治秦耕织帛多者复其身论》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商行之所以治好秦，在于他“知强国莫先富国，富国莫先富民也”。“忠强国之原由于富也，富由于民足也”。他在另一篇《农为国之本说》中，也同样指出：“夫国家积于民，无民则国不独存，故必先有使人民安而不涣者在焉，而后民无他徒之心而国可在。”

　　二是农当国之本论。阮啸仙认为要做到民富国强首先必须发展农业。他指出：“盖农也者，衣食宫室之原料所自出者也。民既有衣食宫室，则安居乐业，而无他求矣。是则人民之于农有直接之关系，国家之于农有间接之关系。间接直接虽殊，其不能离农以立国则一也”。阮啸仙以中国历史上重视农业，发展农业生产则民富国，反之，不知农业为国家之本，就会“年荒岁款则运洋米，欲制器具则换洋品，甚至衣服材料，亦以洋布为适用”，结果“国家亦因此不振”。因此。他得出结论；“今日百度维新，建造伊始，吾国人尤宜亟兴农政，振兴农业，以巩固吾国之基础焉可”。

　　三是通商利害论。阮啸仙认为发展商业，调节余缺，促进生产发展，对国家、人民都有利。他指出：“夫商也者，以有易无，交换货币之谓也。盖产丝麻之地，未必兼菠菽粟而有之；有之矣，未必能供一地之用也。商以转运之，则可以相抵而无偏枯之患。然不过一乡一镇之交易而且。”随着生产和商业往来的发展，商业又必然要或出一国范围。“世界愈文明，人类愈发达，人生之需求恒奢侈而无度。一国之物或不足以供之。于是间关千里，航海而来，而有国与国交易之事”。“其或运载而来，捆载而归，获厚利以肥其身，居其货以充其欲。国家因之而称强，人民因之而富庶，此通商之利也”。

　　通商，特别是国际上的商业往来，又必然出现关税主权问题。阮啸仙认为，如果关税平等则可以互利，如关税主权操之外人之手，则反为害。他指出：“我国自开五口通商，舍其闭关政策，立足商场，以与群雄相角逐。然屡战屡败”，“此无他，关税不均，以权授人，遂使利权莫挽耳”。解救的办法，就是收回关税自主权。当然也需要提高产品质量，以与别国竞争。他指出：“然则欲救其弊，莫先改关税，以收商权。至于振商业以求物品精良亦不容缓”。

　　上述这几个方面朴素的论述，在阮佩仙当年所处的时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人民在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之前，是难以做到的。只有在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才能实行。但是，一个年仅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能够敏锐地看出了这些关系到国家人民能否富强的经济上重要问题，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阮啸仙同志担着“工业救国”的目标，考进了广东省农科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毕业后相当长期内，一直从事事企事业对争，成为职业革命家，而未能从事所学专业和经济工作。但是，就是在激烈的斗争过程中，阮啸仙同志也一直关心工农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他每到一地总是深入工农群众之中，进行系统的经济调查研究。如一九二六年三月，亿到惠阳县协助成立农民协会时，就进行了惠阳经济调查，内容十分广泛。如农产品、农民生活，其中又包括佃农生活。捐税、借债等等，并将调查所得。写进了《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之经过》，在《中国农民》上发表。他在发动群众为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斗争的同时，也为群众当前具体的生产和生活的改善而奋斗。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他所做的《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和通过的决议案中就指出，过去一年农民在激烈为争中，存在“枯燥无际，困顿无聊的状改”，“不能引起对于协会发生兴趣，其原因就是未曾注意到职权方面为农民谋利益，如疏通水利，兴筑公路，创办各种合作事业，建设教育娱乐机关等，比较轻而易举的事。”因此，他在《中国农民运动》一书中，在对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谋得完全解放之成功。想谋得完全解放之成功，除非将我们敌人，一概打倒不可，此是有待世界革命”。但是，在目前就必须谋农民第一步解放之成功，“争回为土劣所把侍之乡村政权和财权及参加地方政治运动”，“以取得实际之利益，如要求限制高利借贷，减免苛捐杂税，取消地主对农民不平等待遇，兴修水利，建筑公路，办平民义学，设立阅书报社、公共市场，规定公用度量衡”，等等。可见．阮佩仙同志即使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也仍然注视和关心人民群众的当前经济利益，并为此而进行不懈的斗争，这和他早期形成的朴素的经济思篇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

　　阮啸仙同志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最充分体现，是在一九三四年他在江西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期间。这一时期阮啸仙同志专门从事财政经济工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阮啸仙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的时期，正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失败后，经过了半年多的准备，一九三三年十月，调动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进行了用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集中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吸取了的四次反革命“围剿”失败的教训，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同时实行空前拥酷的经济封锁，逐步缩小包围圈，妄图以此消灭红军和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从冒险主义的进攻失散后，又转入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使战争节节失利，根据地逐步缩小，经挤状况越来越困难，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时期。为了总结经验，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阮啸仙同志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这次大会总结了两年来苏维埃革命斗争和建设的纪验，制定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措施。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在给大会党团的指令中，尽管有不少错误的意见，但有一点应该加以肯定的是指出：“为了满足革命斗争物质上的需要，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了进一步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二苏大会必须特别注意苏维埃经济的建设问题。指出经济建设是与革命斗争不能分离的与可能对立的任务”。“二苏大”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一苏大”以来两年的苏区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进一步明确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和任务。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的报告和结论，以及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案》中体现了这一点。其中除了指出要有计划地进行一切可能和必要的经济建设；发展国营和集体经济；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首位，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等等外，从当时的形势和可能出发，特别强调要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要坚持节省的方针。阮啸仙同志主持的中央审计委员会，正是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方针而设立的。

　　审计制度是加强财政监督的必要制度。早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就决定，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查政府的预决算是否合理，检查和监督各级政府、各个机关、革命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帐目和收支情况。但是当时仍然属于中央财政部的范围。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决定，为了加强中央审计工作，审计业务从财政部划分出来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由阮啸仙负责领导中央审计委员会工作。

　　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红军和苏维埃财政主要来源，主要依靠打土豪筹款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并非长远之计，而依靠发行钞票，又必然要引起货币贬值，会导致群众不满，也非好办法。在敌人四面包围的苏区，为了打破经济封锁，保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供给，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同注意节省财政支出，开源节流，把根据地财政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阮啸仙就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以后，领导审计委员会的全体人员，千方百计为增加苏维埃财政经济收入，从各方面节约开支，保证党政机关和军队前线的供结。他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努力搞好审计工作，深受根据地军民的赞扬。正是这样，所以陈毅同志后来赋诗，颂扬阮啸仙同志“审计呕心血”。①

　　阮佩仙同志领导的审计委员会，根据一九三四年三月到九月，由他起草或经他审阅签署的七个文件，和他署名发表的文章中，可以从中看出阮啸仙同志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主要的有不过四个方面。

　　一、必须建立和健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预算决算制度，真正做到财政收支有计划的进行。阮啸仙同志一九三四年二月份就任审计委员会主任以后，马上组织力量，检查审核中央机关总务厅、劳动部、土地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等部委帐目，协助他们编好预算决算，使各部委的开支有计划的进行。在审计委员会的协助和督促下，中央机关的开支有了大幅度的下降。

　　同时，阮啸仙同志也批评了有些机关单位的领导不重视审计工作的错误，指出必须将审计工作“提到与整个苏维埃政策的重要性来注视这一工作”。“因为预决算没有建立，不随时随地明瞭收支状况，因此不能推出整个计划”。阮啸仙同志还指出，有些单位“不明瞭本身在苏维埃经济上的性质和作用，不知道也不考察产品成本，不知计算盈亏，没有钱向国家主管机关要”，因而造成预算决算制度没有很好的建立和健全。

　　由于阮啸仙同志领导的审计委员会的推动，中央机关各部委和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预算决算制度陆续建立起来，保证了中央根据地财政收支计划的胜利执行，而各部委的开支也节省了。劳动部和国民经济部节省到百分之五十以上。除粮食部、教育部外，各部平均已达到节省百分之三十。工作人员相对的减少，中央机关除粮食部外，二月份共有工作人员八百四十九人，三月份降为六百八十八，减少一百六十九人。不仅如此，而且“各部门的工作方法改善了，工作的情绪比前紧张了，劳动纪律提高了”。

　　二、实行预算决算制度的核心，是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完善经济核算制。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是实现财政统一，加强财政管理与监督的一项基础工作。没有严格的财务会计制度，审核预算决算就成为空谈，所以阮啸仙同志领导的审计委员会十分强调健全会计制度的重要性。审计委员会在审核国家机关预决算的基础上，协助各部委健全会计制度。三月底，审计委员会又专门召集中央印刷厂、造纸厂、邮政总局、贸易总局、粮食调剂总局等负责人开会，专门审查国家企业会计制度，发现这些企业的会计制度不健全。中央印刷厂“帐簿极不完全，用钱没有标准”。贸易局和调剂局“两局帐目混乱起来”。指出这些企业应该“从斗争中去抓住各厂局的特殊性质与缺点，来从积极方面整理帐簿，建立会计制度和管理法制”。四月份，审计委员会在《检查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财政收支的总结》中，也要求他们“建立各级会计制度，收款支款和经手的救济款项，都要详细的计算和检查，发动会员群众来监督款项的保管和检查用途”。九月，在《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中，更进一步指出会计工作的重要意义，批评“我们苏维埃的会计工作，还未曾提高政治水平的最高点”，而我们苏维埃的会计工作存在的问题，“不仅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工作，恰在这个地方表现了我们会计工作的弱点，很大的弱点”。从而号召正确执行苏维埃会计工作与预算决算制度，继续巩固与发扬节前运动的成绩。在审计委员会的审核和推动下，各级会计制度逐步健全，新的会计制度明确把收钱、管钱、领钱和支配钱的机关分开，不再混在一起。各级收入开支，分别划分，各成系统。确定新的会计科目，采用新式簿记和新的记帐方法。阮啸仙同志在《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中高兴地指出“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会计工作，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央各部过十数的部门，模范的瑞金县，国家企业如银行，是正确的执行了预决算制度的。”其它的经费系统中的会计和预决算制度，正在开始建立中。

　　三、严格执行节省方针，反对贪污浪费。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经济困难。大张旗鼓地开展“节省运动”。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各级工作人员兢兢业业，精打细算，克己奉公，并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揭露出一批贪污浪费的材料，教育广大工作人员。阮啸仙领导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核和协助各地编制预决算和建立会计制度的过程中。紧紧抓住节省方针，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一中心，收到了十分明显的效果。三月二十二日，他在审核了粤赣省预算总结后，发现他们没有认真执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节省的指示，就马上写信给粤赣省苏维埃主席团，批评他们的错误，指出他们二月份只有工作人员六百六十五人，而三月份却增加到九百九十八，增加了三百二十五人。同时也批评了于都县的开支，不执行节省方针，二月份支出才二千一百五十一元，而三月份的支出却增加到七千五百三十六元，增加达三倍以上。信中指出：“这样忽视上级命令，忽视节省一个铜板为着战争的意义，尤其于都的贪污浪费，还未引起你们的警觉，不能不使我们视为惊奇的事”。

　　阮啸仙同志领导的审计委员会赏罚分明，褒贬得当，对于一些执行节省方针成绩显著的单位，及时加以表扬，树立好的样板。四月份审计委员会稽核了瑞金经济开支总结，发现该县节约开支，成绩很大。一九三三年十月份全县行政开支七千四百六十六元，而一九三四年二月，减少到四千六百一十六元，节省五分之二以上。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民过去有三百多人，现在仅有一百零四人。审计委员会就此事在《红色中华》报上表扬了瑞金县，指出“因执行集中指导与个人负责制有了新的转变，工作反而紧张起来了。这说明人委会为着提高劳动纪律，增加工作效能，来从新规定工作人员数目。开展节省运动之完全正确”。六月，阮啸仙看到福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关于三月以前行政开支理由的报告》后，马上在《红色中华》报上，亲自写了一篇题为《把“节省每一个钱，为着战争，争取前线胜利”提到福建省苏面前》的文章，批评了福建省苏维埃和所属各县严重透支情况，批评他们未执行中央关于节省百分之三十的指示，反而比审计委员会核定的数目超过百分之七十，希望他们迅速改正。

　　在群众性的节省运动中，阮啸仙同志也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反对平均主义一刀切的做法。在审核粤赣省三月份预算的总结中，在指出他们忽视节省运动的同时，也指出，“现在又需防止机械的进行节省”。在《关于总卫生部系统中五六月节省成绩的总结》中，批评了不少医院存在“过左和锦标主义”。在《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中，也指出“打击一些平均主义，不吃菜、不吃饱的过左办法，这些倾向，以后须注意。”

　　四、领导干部必须学会管理经济，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一次反对贪污浪费，提倡节省的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为了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而节省的动人事迹，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节省，如中共中央机关从白区来的邓颖超、陈云、陆定一、成仿吾、罗迈等二十三位干部，联名写信给《红色中华》报，要以每天少吃二两米支援红军，今年不领夏天衣服以支援前线的实际行动，表示他们热烈响应中央关于节省的号召。这批领导干部的模范行动，带动了广大干部，推动节省运动的进行。但是从揭发出来的贪污浪费现象看，许多问题与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不懂经济，官僚主义有很大关系。有一些领导本身就带有贪污浪费。因此，不反对官僚主义，领导干部不学会管理经济，就不能保证预决算制度的执行。阮佩仙同志领导因会计委员会通过审核各机关企业的预算和会计帐目，推动了各级领导学习经济管理，反对官僚主义的深入进行。如中央总务厅原由赵宝成担任厅长时，浪费十分严重。经逆反对赵宝成的浪费斗争以后，开支明显的下降。十一月份支出四千一百七十二元，二月份降到一千三百四十五元，三月份更降到一百一十元，只达十一月的百分之二点六。审计委员会在审查中央各部三月份预算的总结中深刻地指出：“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不会写算，不懂管帐，差不多成了一般的现象，在这里应警觉我们，提高热忱学习管理自己国家的财政”。

　　四月至七月的节省运动，在阮佩仙同志领导的审计委员会推动下，取得了伟大成绩，不仅完成了八十万元的节省计划，而且超过计划近一倍即一百三十万以上。审计委员会在总结中自豪地指出：“在节省运动高潮底下，推动了我们苏维埃的会计工作的建立，和预决算制度之初步实现，在我们财政经济战线上，在苏维埃法度里，打下了一个根基，使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尤其在争取围内战争无论如何要胜利的上面，存在着伟大的实际的意义”。

三

　　从阮啸仙同志的经济思想和实践中，可以看出，他从早期朴素的经济论述，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形成比较成熟的经济思想，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阮啸仙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过程。阮啸仙同志虽然不是专门学习经济专业的，而且也长时间从事政治斗争的工作，但最终能成为经济方面的专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首先是他能刻苦用功学习，阮啸仙同志从小就勤奋好学，以后在繁忙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仍然继续坚持学习，从不间断，而且学习的范围很广泛，他“纵观古今，横览中外”，从中吸取了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充实提高自己。早年在他所写的《为学贵有恒扬》中，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在他直接从事经济工作以后，虚心学习，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审计工作的业务，最后成为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审计长，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人。其次，阮啸仙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他经常深入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及时解决问题。因此，他在领导中央审计委员会期间，能够发现问题，认真加以处理，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系统地总结，透过复杂的现象，提炼出有指导全局意义的理论。从而创造了一套人民审计制度的有效办法，推动了苏维埃政府审计工作的进行。再次，阮啸仙同志坚持原则，一丝不苟。既敢于表扬有成绩的单位，也敢于批评和揭发错误，树立正反两方面的样板，用典型的经验教训指导全面工作。苏纽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号召，为了战胜经济上的困难，从四月份至七月份的两个月内，要节省行政费开支八十万元，阮佩仙同志坚决执行中央的这一号召，千方百计督促各单位完成这一任务。对于完成任务成绩显著的单位，如瑞金县，及时总结表扬，树立学习榜样；而对于执行不力的，如粤赣省苏维埃，则公开批评通报。即使有些机关单位的领导人职位很高，他也毫不迁就隐过，如中央机关总务厅厅长赵宝成，严重浪费，阮佩仙同志领导的中央审计委员会，也照样进行揭发批评，直至把他拉下马。这样是非分明，褒贬得当，教育了广大群众，也使中央的号召得以完成。另外，阮啸仙同志在从事经济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节省的号召，但在实际问题的处理上，又实事求是进行，而不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当审计委员会检查总结中央卫生部系统节省成绩时，发现有些医院存在过左和锦标主义，为了完成节省任务，采取命令摊派方法后，甚至提出不吃菜、不吃饱的错误口号，阮啸仙同志及时发现后，加以揭发批评，纠正这些脱离群众的平均主义做法，使节省运动朝健康方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