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阔台在他统治的后期酗酒的程度实在太厉害了，以至于特别指定了一个宫廷官员来控制他每天饮酒的数量。然而这种方法是无效的。1241年的12月11日，窝阔台在出猎途中的一次酗酒后死去，时年56岁。这位蒙古帝国的第二任合罕的墓地显然在他位于准噶尔的分地或附近，而不是与他的父亲一起葬在不儿罕·合勒敦的山中。

按照蒙古人的习俗，一个家庭的男性家长死后，在他的长子成年之前，由他的寡妇代管他的遗产，并享有他的权力。蒙古统治家族继续遵从社会习俗中长期以来所认可的这一原则，在早期蒙古帝国内部利用它作为转移政治权力的一种途径。换句话说，帝国本身被看作是合罕家族的世袭财产，并可相应处理。因此，窝阔台死后，他的寡妇，已经牢固地控制住了宫廷的脱列哥那，也可管理他的遗产，也就是说，在通过忽邻勒台正式确认新的皇室男性首领——一位新的合罕之前，她将担任帝国的摄政者。

脱列哥那在汉文文献中称为“六皇后”，一旦掌权，就不顾强烈的抵制，努力策划将她的儿子贵由（1246—1248年在位）送上汗位。由术赤的次子——金帐汗拔都领导的反对者们最终未能阻止贵由登基，但是他们以各种理由，设法拖延了最终决议的做出约四年半左右的时间。在这种人为地延长了的整个空位期间，有才能而且坚定的脱列哥那继续用她已故丈夫的名义管理国家事务。

可是，脱列哥那的权威在军事领域中受到了某些限制。窝阔台去世时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入侵中欧，都自动停止了，因为蒙古宗王们和多数高级将领必须回去推选继承人。脱列哥那摄政期间恢复了一些军事行动，但所有行动的目标和规模都明显地有所限制。例如，拜住得到允许完成消灭鲁迷国塞尔柱王朝的战斗。另一个同样是范围有限的作战行动是攻击淮河以南宋朝控制的区域。这场战役以1245年蒙古军占领寿州（今安徽寿春）而告终。

然而在行政管理和财政事务方面，有许多迹象表明，摄政者享有广泛的权力，并打算将这些权力运用到最大限度。例如，1244年脱列哥那批准在外高加索地区发行新的货币，旨在使人头税的征收更加容易。这是一个开端，在下一个十年里，蒙哥汗（1251—1259年在位）更加有系统和更加广泛地努力使帝国税收货币化。摄政者不仅仅是一个暂时代理者，这一点可由她的人事策略进一步证实。她从政府里将镇海和其他一些中央部门的官员赶走，并且对行省的领导者进行了清洗：波斯的阔里吉思、阿母河的马思忽惕伯、中原的马合木·牙老瓦赤，所有这些窝阔台任命的人，很快都被免职。牙老瓦赤尤其为脱列哥那所痛恨，为了从她的代理人手下保全性命，他被迫逃走，最后得到了窝阔台次子阔端的庇护。

脱列哥那将这位逃走的花剌子模人的职位又交给了以前被免职的奥都剌合蛮。中原再次落入贪得无厌的包税人手中。虽然脱列哥那摄政期间实行于中国北部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很少有记载，我们仍然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那与奥都剌合蛮首次掌权时应该是十分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