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奇伟 陈大银
钱瑛，一位受人敬仰的杰出女性，曾任共和国首任监察部长，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女主人公原型之一。本刊现发表钱瑛同志的家乡———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纪委和咸安区政协两位作者撰写的这篇回忆钱瑛同志的文章，以缅怀这位老前辈、老领导、老党员。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监察部长钱瑛同志自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至今已30周年了，但在她的家乡湖北咸宁市咸安区，至今仍然流传着她一个个既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又坚持原则、廉洁自律的故事。

微服私访马桥指导组

1957年4月上旬的一天，身为中监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党组书记的钱瑛，从云南省调查研究回京，途经武汉时回家乡咸宁。

为掌握和了解家乡的真实情况，钱瑛换掉了身上的呢子衣，请咸宁县委负责人给她借一件大襟女式衣。县委书记王秀生的爱人、县妇联主任罗文芳把县妇联干事柯如意的蓝色布衣借了出来，交给钱部长。钱瑛穿着它，跟咸宁一般的农村妇女的打扮没有两样。

钱瑛是咸宁县马桥力稼庄人。她决定回力稼庄看一看，除了带着身边的两个警卫员外，没有要县里任何领导陪同。根据群众的指引，她找到了马桥指导组（即原马桥区）所在地。当时马桥指导组分管机关的副组长，官架子很大，群众称他为“将军组长”。到马桥指导组，只见“将军组长”仰靠在椅子上，两只脚放在桌上，漫不经心地看报纸。

钱瑛用家乡话问他：“请问您这同志，指导组的负责人在不在？”

“将军组长”见是农村来的穿大襟衣的一般妇女，不耐烦地说：“不在。”钱瑛并没有生气，仍然客气地问道：“他到哪里去了？”“将军组长”生硬地说：“不知道。”“能不能请您帮忙找一下？”“找不到！”钱瑛的警卫员见此，十分生气，走上前怒喝道：“你知道问你话的人是谁吗？她是钱瑛同志！”“将军组长”一听面前的这位妇女就是钱瑛同志，吓得连忙一个劲地赔礼道歉，并作了深刻的检讨。钱瑛见他能够认识错误，也就没有深究他对自己的态度，而是和蔼地教导他：“同志，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否则就要脱离群众，沾染上官老爷的作风啊！”

县委知道这件事后，在扩大会上对这位“将军组长”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决定将他调到马桥指导组下属的柏墩乡当书记。钱瑛进行了制止，她对县委书记王秀生说：“我看那位同志虽然态度有些生硬，脱离了群众，但这不是原则性的错误，对这样的干部应该以加强教育为主。”

不能以成分来禁止恋爱和婚姻

当时，中共咸宁县委员会设在现咸安区招待所第七栋里面，在县委红楼房（现咸安区老干部门球厂）内，县委书记王秀生向钱瑛汇报工作。在汇报之前，他找县委农工部长房学琴商量汇报的内容。房学琴说：“好的典型多得很：城关指导组互助组组长鲁细生，横沟指导组孙田互助组的孙立志，都是合作化的带头人。差的典型有原第五区区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以下简称第五区副书记），他不经组织同意，就与出身不好的女青年结婚。”

基于钱瑛是中央监委副书记兼监察部部长，王秀生就把汇报的重点放在纪检监察工作上。他将县委处理原第五区副书记的经过向钱瑛作了详细汇报。

第五区的这个副书记由乡长脱产后，被分配到第五区当组织干事，后因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区委副书记，并兼任区委组织委员。他于1955年10月与一位家庭成分不好的女青年谈恋爱，于同年12月向县委写了结婚申请书。县委了解女方社会关系后，没有同意。这位副书记为了达到和所爱的人结婚的目的，以自杀来对抗组织上的劝说和帮助，自杀未遂后又私自跑到女方家里与女方商量结婚大事。

县监委调查后认为：他的这种个人主义作风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县委研究，并报地区监察委员会批准，于1956年5月7日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调县委农工部当一般干部，被农工部分配到城关指导组住队。

钱瑛详细询问了这位副书记的年龄、工作能力和一贯表现等情况后说：“看人要看一贯。他是贫苦家庭出身的基层干部，一贯表现很好。四类分子的女儿要跟他结婚，说明她要摆脱家庭，向往共产党。我们讲成分，但不能唯成分论，不能以成分来禁止恋爱和婚姻。人家年龄这么大了，谈个朋友不容易，应该重在教育。我看，对他的处理是否可以再考虑一下？”

钱瑛走后，县委召开了扩大会，王秀生书记把钱瑛讲的话进行了传达。1957年7月8日，中共咸宁县监察委员会为此向地区监察委员会写出书面报告：“……县委研究认为，原处理有些过重，故此，由开除党籍改为撤职之处分……”不久，县委宣布了恢复他的党籍。后来，由于他表现很好又被委任为城关区委副书记。

谢绝记者采访

在家乡调研期间，县委书记王秀生很诚恳地邀请钱瑛道：“县里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请您给大家作个报告。”钱瑛委婉地拒绝了：“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对县里的情况了解得不多，也不深入，乱讲可不行啊。”余传群副县长提出要陪同她下乡调研，她风趣地说道：“老百姓一看我有县长大人陪同，肯定是个大人物，还敢说真话么！”

中共咸宁县委机关报《咸宁报》记者徐孔章听说钱瑛来了，就写了个条子交给她的随行人员，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以咸宁报社的名义采访一下钱部长；二是建议县里开一个干部大会，请钱部长到会上讲话。

那天，徐孔章正在报社值班。中午12点半，钱瑛的随行人员来到报社办公室，找到徐孔章，说：“你给钱部长的便条，她看过了，请你去她那里一下。”徐孔章高兴地拿着笔记本和笔，随这位同志来到钱瑛的住处。钱瑛在门口迎接了他：“你就是徐孔章同志吧？”徐孔章点头道：“钱部长，您好！”钱瑛打量着面前的这位记者：“你的名字不错嘛，一听就是个文化人。你很年轻，将来的前途很大啊。”拉了一下家常后，钱瑛才颇为为难地说道：“你写的条子我看到了。我是路过咸宁，顺便回家乡看看，了解一下家乡的农业合作化和群众生活情况，以个人名义看望一下父老乡亲。请你转告咸宁县的干部，谅解我的这次家乡之行。今日跟你讲的这些话，希望不要见报。”

在会见钱瑛之前，徐孔章写了一个关于钱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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