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瑛：裹着小脚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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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钱瑛：裹着小脚闹革命

《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光辉形象
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唱红了全中国，感染了几代中国人。但又有多少人知道《洪湖赤卫队》中主角韩英，就是以鄂南女革命家、共和国首任监察部长钱瑛为生活原型塑造的呢？

　　小脚女子宁死不嫁

　　１９０３年５月１４日清早，一个小生命在鄂南咸宁马桥镇降生了。父母为她取名“有生”，这个小孩儿就是日后的钱瑛。

　　钱瑛出生时，家境兴旺，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后来家道中落。钱瑛很小的时候就帮着母亲做家务，母亲常常把她绣的围裙、手帕、绣鞋之类拿出去卖，以补贴家用。钱瑛八岁入私塾念书，熟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她酷爱吟诗作文，很得塾师称赞。

　　渐渐地，钱瑛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慕名到钱家提亲的入踏破钱家的大门。钱瑛的母亲经过挑选，觅了个门当户对的大户人家，收下了人家的聘礼，为女儿订下了亲事。钱瑛知道后，想起同学们常常谈论的由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种包办婚姻导致的各种悲剧，深为自己求知求学的前途即将被断送痛苦不堪。她数次与母亲争论，但母亲却固执地认为女大当嫁，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更何况退婚势必引起非议。母亲拒不答应女儿的请求，还对她严加训斥，把她看管起来。性格刚烈的钱瑛，不愿就此屈从。某天深夜，她写一封绝笔信后，拿一把剪刀猛地刺向自己的咽喉，鲜血顿时汩汩流出。时刻留意着女儿房间动静的母亲听到异常声音，急急赶去查看，发现女儿的惨状，立即请来大夫全力抢救。钱瑛的母亲见她性子如此刚烈，只好为她退了婚，再不在她面前提这件事了。

钱瑛旧照

　　就读女师加入组织

　　１９２２年，哥哥与两个姐姐读中学了，而父亲的生意一般，经济算不上宽裕。父亲建议钱瑛辍学，她怎么也不同意，闹着要上学念书，终于获准进入潜江职工女校学习。因她语文扎实，毕业后留校任教。钱瑛又报考湖北女师，成绩优异，没想到体检时发现她缠过足而不能录取。

　　钱瑛既失望又焦急，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时任武昌中华大学博物教员，后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红色理论家”的钱亦石，是钱瑛的族叔，对这位才华横溢、富有反抗精神的侄女尤为器重，他向校方交涉，据理力争，使钱瑛如愿以偿跨进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思想基地之一的湖北女师大门。钱瑛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刻苦，各门功课名列前茅。同时，在湖北党的早期领导人李汉俊、钱亦石等的影响下，渐渐倾向革命，终于从一名反抗包办婚姻的叛逆者成为一名自觉的革命者，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当中。

　　１９２７年初，２４岁的钱瑛在湖北女师经吴瑞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５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年夏天，钱瑛结束了在湖北女师的学习，到劳动代表培训班接受培训后，被派往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部任干事，负责纱厂、火柴厂的妇女和工运工作。

　　转战南北痛失伴侣

　　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江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党组织通知钱瑛离开工作岗位。她对刚刚开辟的工作局面难舍难分，直到敌人前来搜捕，才跳窗逃走。随后，组织决定让她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未及启程，得悉起义失败。钱瑛转而赶赴广州，在叶剑英领导下搞兵运工作，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也失败了，钱瑛只得离开白色恐怖的广州。

　　钱瑛躲过了路途上的几次危机，几经辗转，在香港找到了党组织。１９２８年７月，组织派她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在上海，钱瑛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做秘书和交通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钱瑛结识了大她七岁、任全国海员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俩人志同道合，感情迅速发展。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在上海喜结伉俪。

　　１９２９年初，新婚未满百日，钱瑛接到中央组织部通知，前往苏联学习。回国后，由于湖北洪湖地区急需干部，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去洪湖工作。正欲启程，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谭寿林主动提出留下来做善后和恢复工作，处理好上海的工作后再去洪湖与钱瑛会合，钱瑛再次与丈夫告别，只身赴洪湖。不料，这次分别竟成永别。４月２２日清晨，谭寿林又一次被捕，转至南京作为“重犯”严加关押和审讯。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谭寿林，在狱中受尽酷刑，５月３０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３５岁。

　　“模范监狱”“感化”无效

　　钱瑛到达洪湖地区后，参加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她忍住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积极组织和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反渔霸、抗洪水，建立游击队伍，消灭地主武装“白极会”，还主持编辑和出版湖北省总工会机关刊物《湘鄂西工人》。

　　１９３２年秋，洪湖苏区在敌人进攻和“肃反”扩大化影响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大部地区失守。夏曦和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决定派钱瑛去沔阳沙湖区，领导恢复该地的革命工作。钱瑛连夜赶到该区，沙湖区委也正准备撤退。钱瑛来不及多想，只能随同区委一同撤退和转移。途中，一路同行的人大都走散了，钱瑛最后孤身一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上海。

　　钱瑛到上海后，住到钱亦石家，通过钱的关系，很快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１９３３年初，党派她到江苏省委妇委工作，因叛徒出卖，不幸再次被捕。７月，钱瑛被押解到被国民党称之为“模范监狱”的南京老虎桥监狱。她化名彭友姑，始终未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这座“模范监狱”里，钱瑛利用各种形式做难友的思想工作，团结政治犯，组织她们学文化，学政治，并与帅孟奇、夏之栩等人一起成功领导了四次绝食斗争。

　　１９３６年春，钱瑛与同监难友被押解到南京“反省院”。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妄图从生活上驯化、思想上感化共产党人：把４０名女政治犯编成甲、乙、丙三班，钱瑛被编在乙班，两人一间住房，每日三餐，中午还有两荤两素的四菜一汤，要求她们向国民党党旗、国旗致敬，唱国民党党歌、国歌，遭到钱瑛的抵制。反省院院方规定每天写日记，钱瑛就和难友商量利用敌人发的纸和笔写狱中斗争日记，批驳敌人的诬蔑。这时传闻绥远抗战发生，钱瑛向难友提议以此为题，要求释放政治犯，开赴前线支援抗日战士。敌人无奈，又把钱瑛和薛信等八人关进有铁门的单人号里。钱瑛从小就会刺绣，在单人号里用头发和拆下的袜子纱线在花布上绣狮子和梅、兰、竹、菊送给难友，互相鼓励；用指甲在墙壁上刻诗句砥砺志气。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到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因钱瑛被捕后化名“彭友姑”，没被列入释放名单。直到帅盂奇出狱后向周恩来汇报，第二批她才获释，结束了四年多的狱中生活。

　　白区斗争万无一失

　　出狱后，钱瑛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任湖北省委委员，负责农运和妇运工作，后改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后来又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中共鄂中区委员会书记，在正面战场前沿敌我双方对峙的夹缝中奋斗，领导鄂中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１９４０年，钱瑛结束在湖北的工作，担任中央南方局驻川康特委代表和川西工委书记，领导这一地区的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加紧了对国统区我党干部的搜捕和迫害。在危急时刻，钱瑛采取果断措施，转移已“露红”的党员干部，改变“粉红”的工作方式，长期埋伏“暗红”的党员干部，稳住了我党在西南地区的阵地。

　　１９４５年冬，钱瑛担任中央重庆局组织部部长，在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等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器重。当时到红岩汇报、联系、接头的同志，大都由她安排。第二年，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梅园新村，重庆局也改为南京局。钱瑛化名“陈平”也来到南京，担任中共中央南京局组织部部长。国民党政府刚刚“还都”南京，情况非常险恶，梅园周围每天都有国民党特务监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来梅园新村联系、汇报工作的同志来往、安排、转移都不允许留下只字片纸。钱瑛在没有文字记载、更无档案可查的情况下，就靠她坚强的毅力、对工作的认真和惊人记忆力，不但熟记这些同志的姓名和藉以掩护的职业，而且对他们的履历、特点、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如数家珍。由于她的工作周密细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所有来中共代表团接关系、谈工作的同志都没出过问题。

　　这年７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退。钱瑛送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后，只身转道上海，继续坚持白区斗争。１９４８年９月，钱瑛到香港，秘密领导干部培训工作，迎接全国解放。在她的具体安排下，南方各省经过挑选的进步学生被分批分期送到香港，接受培训后，又被分派到各地开展工作。他们大都成为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

　　１９４９年春，钱瑛担任华中局委员、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后华中局改为中南局，她就任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任中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部长。１９５２年１１月，钱瑛奉调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

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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