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届毕业生，纷纷奔向五院。到1960年，五院已由数百人猛增至上万人。

    当然，这些从全国各地选调来的大学生，大部分专业不对口。钱学森只好再次办起了导弹技术训练班，进行补课。

    五院人员大量增加以后，钱学森按照仿制与研制的要求，研究相应配套的新体制，重新组织分工。有的要新建，有的要充实扩大，这一切都要钱学森亲自筹划，亲自参与。

    随着科研机构的健全，仿制工作全面展开了。钱学森夜以继日地投入到设计工作以及组织攻破关键技术的工作。白天，他带领年青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夜晚与年轻人在一起，消化资料，做课题论证，推导运算，常常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

    为了“东风一号”的仿制工作，钱学森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在总体设计部，在控制系统，在弹体结构研究室，在推进剂研究室，到处都有钱学森的身影。然而，在百忙之中，钱学森不忘抓主要矛盾，抓关键部位。他始终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火箭发动机上。因为，火箭发动机是导弹的“心脏”啊。

    大型导弹工程千头万绪，事事要从头干起，谈何容易！

    所幸的是，一开头，绝大多数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帮助还是诚心诚意的。这使得钱学森还稍稍喘了一口气（对于这一点，即使在后来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之后，钱学森也仍给以公正的评价）。

    但是，好景不长。中苏关系出现了的“蜜月”期，很快便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是由不公开的冷漠、撤火，到公开的决裂。

    中苏关系的这种微妙的变化，钱学森是最清楚的。第一个敏感点，就是“核子”领域。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是一个信号。实质上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条款。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苏共中央的无理来函不予答复。但是，此事已出，中央只有横下一条心，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从头干起。

    1959年9月，我国防部五院在莫斯科与苏方进行设备分交的谈判。按协议，苏方应供给五院100吨不锈钢材，苏方竟翻脸不认帐了。

    随后，苏联实际上中断了对我国的援助，一些应到而未到的图纸资料和样品，都卡住不给了。那只曾经伸出来的友谊之手，一下子缩了回去。

    到1960年，事态发展得更趋严重。这年６月24日至26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苏共对中共公然进行了全面攻击。

    1960年7月14日，苏联政府突然又照会中国政府，在一个月之内，撤走在华的全部12000名专家，并带走许多重要的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同时停止发送建设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就在这一个月之内，苏联单方面撕毁同我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技合同。

    所有这一切背信弃义的行动，对于正处在蹒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气得用拳头擂着桌面说道：

    “我们要下定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难还的。我看应该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

    毛泽东这番话，怨中有气，却表达了中国人的志气与英雄气概，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中国尖端技术的发展方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别无他路可循。中国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技术，要造出中国的原子弹、导弹。中国人要争这口气！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不久，钱学森扣开了聂帅家的红漆大门。他来到聂帅身边，说道： “苏联专家撤走了，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事情来得早了一些，突然了一些。”

    聂帅点点头。接着，二位将帅相对而坐，久久地沉默。

    “你觉得我们的导弹事业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吗？”聂帅开口问道。

    “能，我们能够成功！”钱学森充满信心地回答了聂帅。

    在外国人面前，钱学森向来是不服输的。他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早就有所准备。因为在导弹研究院建院之初，他就把“自力更生为主”写进了他的建院方针。

    钱学森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大智大勇，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个普通的爱国科学家可能达到的境界。这时的钱学森已经是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党组织对钱学森的考验和钱学森对党的追求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曾诬控他为美国共产党员。当时，他的确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这种诬控和由此而来的种种迫害，使他懂得做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将回国的航行途中，一美联社的记者曾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我还不够作一个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回国以后，他虽然没有急于向党组织表露自己的这种向往和追求，但他在实际行动上，却处处以共产党员为楷模，严格要求自己。他不眠不息地工作，在百忙之中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并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科研事业。他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政策。他不怕洋人，不信邪，对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所有这一切，党组织都看在眼里，也都铭刻在他周围的党员和群众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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