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导弹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聂荣臻元帅就曾重地宣布了经党中央批准的进展方针，这就是： 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已有科学成果。

    根据这一方针，国务院也曾经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有关国防尖端技术的援助要求。

    苏联政府对我国的要求，态度十分审慎，迟迟不作答复。加上他们国内原因，拖了一年之久，于一九五七年７月才复函中国政府同意我国派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有关国防尖端武器的发展和生产问题。

     1957年９月，中国政府组成了聂荣臻副总理、三机部部长宋任穷、副总参谋长陈赓率领的，包括顾问专家在内共31人的代表团赴苏联谈判。

    钱学森以中将军衔参加了代表团。说来，这里面还有个小小的插曲。

    苏联政府迟迟不复函中国政府，复函后附加了一些条件。苏联国防部表示，苏联的火箭、导弹和其他尖端技术设备需高度保密，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中，必须具有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和相当高级军衔的军官才能参观。

    当时，钱学森以列入代表团成员名单，但他没有军衔，更不要说“相当高级”的军衔了。而他是必须去苏联的，因为代表团成员中他是唯一通晓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

    此事被周总理知道了，他立即建议中央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据说，当时周总理诙谐地说过，早在1945年美国政府就曾授予钱学森上校军衔了。现在已经过了十二年，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呢？就是按军队的晋升制度，也该轮到钱学森当将军了。

    于是，中央军委很快作出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于是，在中央代表团中，又增加了一位身着中将肩章的钱学森将军。

    1957年9月，赫鲁晓夫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以及国防部长朱可夫等人陆续赶下台，掌握了苏联党政大权。但政权尚不巩固，有求于我国。因此，中苏关系出现了短暂的“蜜月期”。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苏方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

    这一次的中苏军事技术谈判进展非常顺利。

    10月15日，中国和苏联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

    根据这一协定，双方在1957年底至1961年底，除供应我国四种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外，还决定供应四种导弹（P—2，C—75，C—2，K—5M）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等。并允诺在1960——1961年间共供给射程一千公里的“P——11”导弹的技术资料。

    1957年底到1958年间，“P—2”导弹样品运来北京，苏联同时派来专家。

    然而，“以自力更生为主”，是我国发展军事尖端科学技术的既定方针。因此，钱学森领导的中国导弹研究工作人员，并没有躺倒在苏联现成的导弹图纸上睡大觉。聂荣臻和钱学森根据苏方的允诺及其实施情况，根据我国国防建设的需要，一起研究了三步棋：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

    1958年5月29日。国防部五院大楼内，正在召开一次重要会议——讨论对苏制“P—2”导弹的仿制工作。

    由钱学森向会议提出了仿制方案。当时，困扰钱学森的最大难题，是按照仿制的要求，我国军事科研体系尚不配套，大量技术工作没有人来做。尽管全国有一千四百个单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仿制，但作为研究和设计单位的导弹研究院，仍然急需一大批各行各业的设计人员。

   这个需求，得到了党中央有力的支持。

    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通知，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视为头等任务，为导弹研究院调配科技工作者大开绿灯。

    总书记邓小平为此作了批示：

    技术干部的调配，应以尖端需要为重点，尽量保证，满足需要，其他项目所需要与此矛盾，应该让路。

    党中央还为五院发了红头文件：《关于迅速完成提前选调给国务院国防部五院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由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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