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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我把它们都放在一个学院里。
《大学周刊》：技术学院，这我们还是第一回听说呢。
钱伟长：美国有两个技术类大学，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另一个是加州理工大学，都是技术。我们国家技术员比工程师差，所以也不能叫技术，就叫学院。上海大学没有工学院，也没有医学院，就是这两种没有。
《大学周刊》：为什么没有医学院？
钱伟长：现在我不赞成办医学院，是因为请不到好教师，老师很多病不会医，教出来的学生很多病也不会医，有了好老师以后学校再建。
《大学周刊》：您的办学理念都是从哪儿来的？
钱伟长：我在清华读的书，就是从清华学来的，那时候清华有很好的老师，现在不行，清华把好的老师都给了北大。
《大学周刊》：那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的事。
钱伟长：调整后的清华只有工学院，有人叫他们是清华工学院，不是清华大学，其他系都不要了，只有工学院，都是学前苏联的结果。
《大学周刊》：您为什么反对前苏联的教学模式？
钱伟长：前苏联教学模式的问题是很专，本来清华是有理学院、工学院的，有物理、化学、生物等系，是全面的，后来的物理系变成了什么什么物理，只有物理的一部分。我接受的是很广的教育，现在我更广了，广的一定要新的，前苏联的教育都很窄，不是新的，创造要新的东西。
科学院也是学前苏联的，他们的科学院有研究所的。那时候学苏联是法律，不能碰的，我就反对，后来我成了右派，那时我还是清华的教务长，我离开后清华就变成工学院了。
要有创新能力 而不仅是创新精神
《大学周刊》：您认为大学应怎样搞科研？
钱伟长：大学的年轻人多呀，科研应该由年轻人来做，年轻人越多，科学发展越快。把大学办好，对国家好，让大学培养更年轻的人。
《大学周刊》：怎么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
钱伟长：国家不是公布了《高等教育法》嘛，规定要有创新精神，我把它改成要有创新能力。能力和精神不一样，是要真正做的。我自己对创新是有规定的，而创新精神是没法规定的。
《大学周刊》：您怎么规定的？
钱伟长：上海大学有三个校区，一个是延长路，新校区在宝山，另一个科技大学的校区，这里教的全是新的东西，以前没有管理学院，现在有管理学院和两个经济学院，其中有一个是数码经济学院，最新的都在那儿。
还有刚刚说的所有教师都要搞科研，这很像美国。
《大学周刊》：您是从学科建设和制度上来培养创新？
钱伟长：还有学制呢，本来大学是一年两个学期，一学期18个星期，两个学期30多个星期。上海大学改成了一年三学期，一学期10个星期。为什么要这样呢？原来一学期的前10个星期学生都在玩，到10周以后才开始看书，其实只有几周学习了。三学期制让学生很早就开始看书。我会教他们怎么努力。
《大学周刊》：您的办学思路很多是学美国的，但又不完全一致。
钱伟长：我到上海大学后作了全部改变，这里都是新学科，没有旧的，像文学与历史，其实这也是每个大学必须办的，培养接班人，就必须学文学与历史，否则真的完全变成美国式或者俄国式，我反对这个，我们应该办自己的学校。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学周刊》：您同意像办公司一样办大学的观点吗？
钱伟长：我不办公司，只办教育。
《大学周刊》：那您想把上海大学建成什么样的大学？
钱伟长：现在我想也没有办法，有很多规定，我们国家都是统一的。最近我提出来大学应该按一句中国古话来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话多好。
《大学周刊》：这在大学里怎么做？
钱伟长：在大学里，首先要和教师谈，以培养学生为主要服务，他的乐是学生培养得好。所有的人都先忧后乐，我们国家就办好了嘛。对不对？天下，天下就是指我们国家。这个想法是我在今年的大学生毕业典礼上说的，让他们按这个做。中国的很多的古话都是很对的，你看我们的校训“自强不息”就是一句古话。
《大学周刊》：忧怎么说呢？
钱伟长：就是要忧国之所忧、忧民之所忧，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
记者手记：做“木铎高等教育访谈”，其实第一位要采访的就应当是钱伟长先生，他是目前国内高校(可能是世界上)年龄最长的大学校长，而且不退休；钱伟长先生在上海大学进行多项改革已推行到全国许多高校，如三学期制和学分制；钱伟长先生的办学理念也渐渐为人们所熟悉和认可，即拆掉“四堵墙”：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
今年6月，记者在一次会上听到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谈该校近几年的发展，学校每项改革，每点进步都离不开钱伟长，这位女校长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和对钱伟长校长的尊敬，她说钱校长一有新想法就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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