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对人民代表大会不算陌生。从1954年的第一届到1993年的第七届，他除了第二届以外，前后当了三十多年的人民代表。不过前两届只是开会时谈谈意见，参加表决。“文革”中的第四届代表是临时确定的，当时有的同志到北京来参加大会时，还不知道自己是代表了。当中国走上民主法制的轨道之后，廖汉生专注地投入到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中。
　　每年，廖汉生都要用一半的时间到基层去考察，听一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跑的最多的是老、少、山、边、穷地区。他从这样的地区走出来，中国革命也是从这样的地区走向胜利的。

　　十多年来，廖汉生差不多每隔一年就回到处于湘西山区的家乡看一看，这里早在1929年就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是湘鄂川黔苏区的中心，是红二、六军团长征的出发地。站在这块浸染着烈士鲜血的土地上，他能真切地感受到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同时又常常慨叹：变化得太慢了，至今还没有完全脱开一个“穷”字。他着急、焦虑、发火，有时实在憋不住也骂人。特别是看到在家乡迟缓的发展变化中，领导干部却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不去听、也不想听人解释这个原因、那个理由，不管碰到的是县、市、省负责同志还是中央领导，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个干部本事再大，不经过一段时间扎扎实实的奋斗是干不出名堂的。基层干部不要像走马灯似的换，即使是来镀金嘛，也要有个程序，不能像刷墙似的，刷一层白灰两天就漏底了。要当长工，不能打短工、当临时工。”

　　廖汉生有一个始终生活在农村老家的大女儿。这个女儿从生下来就跟着游击队到处跑，吃过苦，挨过饿，也坐过牢，却没有跟父亲享过一天福。即使跟随在廖汉生身边的四个儿女，他也没有讲过一句要求照顾的话。然而，贫困老区的人们找上门来，他再忙也要见一面，听一听他们的反映，找机会向有关部门呼吁一番，所以，到他家做客的，大多是来自贫困地区的人们。

　　廖汉生常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最让他牵肠挂肚的是农村、农业、农民。1993年清明时节，他驱车冒雨跑了湘西北二十多个县，沿途一边祭扫烈士陵园，一边调查农民的收入和负担情况。他走一路，讲一路：“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也是一场农民的战争，我们的革命军队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构成的，没有农民的支持，我们是得不到天下的！今天我们如果不关心农民疾苦，不注意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等到农民拿着扁担来打我们，是要垮台的！”

　　1995年秋收时节，廖汉生又一次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洪湖苏区。如今这里几乎所有的县都已改成县级市，正在构成一个新兴的城市群。一些“亿元村”的农民则住进了美观、宽敞的小楼房，农民们把新居称作“将军楼”。望着眼前的一切，廖汉生高兴地说：“我家的将军楼可比你们的房子差远啦。农民过上了文明、富裕的好生活，我们的血没有白流！”

　　1997年12月，中央办公厅安排廖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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