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事实：

  　1月28日，麻生在名古屋发表讲演，鼓吹天皇应该参拜靖国神社。2月 4日，他在福冈市发表讲演时，美化日本侵占台湾的行径，并称台湾是“国家”。3月9日，他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别有用心地称“日本与台湾有共同的价值观”，并再次称台湾为“国家”。为此，日中友好协会3月 14日向麻生递交抗议信，对他就任外相以来不断发表恶化日中关系的言论提出抗议，并要求他收回这些言论。抗议信认为，麻生“不断发表错误的言论，导致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只能说他不具备担任日本外相的资格”。

  　然而，接到抗议信的第二天，麻生太郎就又表示，他对中国增加对朝鲜的贸易难以理解，要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要求中方说明理由。中国外交部就此表态：日本外交当局的最高负责人近来屡屡发表违背外交常识的言论，令人难以理解。

  　麻生太郎言论之谬主要有下述几点:

  　公然违背日本宪法中“政教分离”的原则，如鼓吹天皇、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言论；

  　公然违背“二战”之后的世界历史共识，如美化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言论；

  　公然违背国家之间的基本信义，违背“日中联合声明”和日本政府历来的承诺，如称中国台湾为“国家”；

  　违背外交常识和国家关系基本准则，如对其他国家间的正当贸易说三道四。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在麻生接到日本外相的任命时曾问首相小泉：“像我这样的一位鹰派人士成为外相合适吗？”小泉答：“当一位鹰派人士负责外交事务时，会取得更大效果。”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外交首席常常由温和派担任。例如，美国总统布什在第一任期时采取“先发制人”的鹰派政策，国务卿鲍威尔则采取温和态度，以平衡这一政策的负效应。这是当今许多国家人事任命的一个常规。所以麻生对自己的任命也产生了怀疑，但小泉坚持了这一任命。这既反映了小泉本人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个性，也反映了小泉和麻生之间的惺惺相惜。麻生上任之初，其某些政策取向和“大嘴”便受到普遍的担忧，也受到某些团体的抗议。其后的事实说明，麻生太郎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屡屡“失言”，成为名符其实的“麻烦制造者”。

  　日本外相麻生的“放言”，既有麻生个人的特定背景，也有日本社会的特定背景。

  　麻生太郎出生于日本的一个财经政治世家，曾祖父麻生太吉是日本当时的“煤炭王”、贵族院议员；外祖父吉田茂曾作为首相五次组阁；岳父是前首相铃木善幸。从“麻生矿业所”起家的麻生煤矿由麻生太吉建立。据历史资料介绍，麻生煤矿曾强征1万多韩国人当劳工。因剥削压榨极其残酷，曾引发罢工流血事件。据报道，2005年底韩国“日本殖民时期强征受害真相调查委员会”，曾要求日本方面调查麻生煤矿强征真相和死难者的遗骸下落。

  　这样一个家族背景，这样一种利益关系，使麻生太郎顽固地站在国际社会公正和基本道义的对立面上。

  　有人认为，麻生的“失言癖”与他沉醉于漫画书有关。据说，麻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其母每周要给他寄两本漫画书。从政之后，尽管公务繁重，他每周还要看20多本漫画。麻生同时极讨厌读报。他的“童心”或许是他“口无遮拦”的原因之一。这一特征也说明，他的人格成长尚未达到成熟期，自我中心的倾向过强，说话办事随心所欲，信马由缰，不能全面考虑问题，重情绪而少理性。作为个人，麻生的“未成年”特征无须非议，或许还有几分“可爱”；但作为一国外相，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国家发言，如果由着性子乱说，实是日本国家之耻。

  　麻生这类人物之所以登上日本政坛，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日本近十多年来经济长期不振，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显现全面危机，整体陷入精神迷惘，民众对传统政治失望。日本社会一种对个性政治人物、强权人物的期待，使小泉、麻生、石原这类角色应运而生。同时，右翼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滋长。在日本的右翼民族主义理念中，“亚洲称霸”、“世界称强”是两根支柱。取得较快经济发展的中国，势必成为日本右翼民族主义发难的目标。此外，在日本近十多年的政治演变中，在野党衰落，和平力量式微，对华友好的政治家减少，年轻一代对过去的历史感受淡化，没有老一代人的负罪感，对邻国提出的反省要求反感，这些都成为麻生等人“放言”并能够蛊惑人心的背景。

  　日本的右倾化是日本战后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冷战和冷战后国际关系演变的产物，有某种必然性。但在当今的国际条件下，右翼民族主义没有前途。和历史上出现的情况一样，其恶性发展势必成为日本的灾难。今天，日本的前途和1945年一样，取决于日本的反省能力是否深刻，取决于日本的和平愿望是否坚定，取决于日本能否和亚洲邻国友好相处。

  　对麻生的种种“放言”、妄言，我们要严正以对，持重以对，同时要避免和此类不可理喻者过多纠缠，莫要让他主导了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