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大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但会议参加者留下的回忆材料不多。罗章龙对他参加六大的经过，作了详细的回忆，提供了一些重要史实，充实了这方面的内容。

还有一些类似问题，就不一一列举了。

罗章龙回忆党史的最后部分，讲了参加“花园会议”和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他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不同意四中全会的同志认为问题没有解决，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也感到问题未解决。几天后，米夫派个翻译来找我，说共产国际代表要找你谈一谈，可否再召集一个会，把分歧意见交换一下。于是按照米夫的要求，我把有关人员找来，在英租界沪西区一个别墅的花园里开会，这就是“花园会议”。不同意四中全会的中委及各方面代表一共去了二三十个人。米夫亲自到会主持，同来的还有两个共产国际代表，一个翻译。会上，米夫首先讲话，说现在问题的症结是同志们对王明言论、行动不了解，对共产国际推举王明任政治局委员想不通。你们要知道王明学习很好，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党需要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王明就是最好的布尔什维克，你们不要反对王明，王明是排除错误路线后确定新路线的。接着，两个共产国际代表轮流发言，作了长篇讲话，他们强调当时中共中央全党右倾，迫切要求改组，共产国际指定王明等组织临时中央是改造中国党的必需手段。中国党对共产国际应绝对服从，共产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是体现共产国际路线的。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后，在座的中委、干部每人都积极发言，也讲了几个钟头。他们认为四中全会破坏党章党纪，是违反六大会议精神的，根本不能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国际路线，是破坏中国共产党组织、危害中国革命的错误路线；王明路线是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将会严重地损害中国革命事业。他们要求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国革命为重，对四中全会决议收回成命，定期召开七大或紧急会议，重新树立正确的政治路线，解决党的一切问题。他们坚持不同意王明等当选为中央委员。最后，共产国际代表宣布：今天会议至此为止，你们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党反共产国际，应受处分，一律开除。“花园会议”后，临时中央就正式决定开除了我们的党籍，决议是后来才公布的。我们为了继续革命工作，在工委机关开会，研究今后工作问题，决定写信给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另派代表重新召集会议解决问题，我们听候共产国际处理，仍照常继续工作，并决定暂行成立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中央非常委员会”。我们在四中全会后写了一个文件《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大家都在上面签了名。这个文件是送交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对内文件，在基层只有口头传达，后来王明却说这个报告大纲是以散发传单的方式向敌人告密。

听了罗章龙的上述回忆后，我查阅了1931年1月27日《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决议案没有提到罗章龙等人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一事，只是说他们进行了“反党的右派小组织活动”，《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是“右派小组织反党反国际的整个纲领之最具体的表现，而为罗章龙所主持的”。我又查阅了193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也没有提到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一事，但却指出四中全会后，右派小组织在罗章龙等人领导之下实行对党的分裂，开所谓“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推举罗章龙等5人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小册子。报告还强调“罗章龙则自证明反党的小册子是由他编印后，中央根据他有意用这反革命的小册子向敌人告密，特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并永远开除他的党籍”。   

结    束

罗章龙这次回忆党史，留下了一份《罗章龙教授谈党史情况记录》，是根据我们几个人的记录整理的。由于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我们的速记能力有限，不可能把他谈话的全部内容记录下来，只能说是一个纲要。为了对罗章龙所谈的某些史实和提供的线索进行考查，湖北省委宣传部组织我们小组几个同志，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查阅有关文献档案和报刊资料，访问有关当事人，以便在此稿的基础上，帮助罗章龙进一步回忆党史，充实和修订谈话内容。1978年10月，当我们从广州回到武汉时，罗章龙已应邀赴北京参加由李维汉主持、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大革命时期党史问题座谈会。接着，1979年6月罗章龙调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举家迁京。在这种情况下，罗章龙继续在武汉回忆党史已不可能，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