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大罢工的组织领导，历来说法不一，罗章龙回忆“二七”大罢工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决策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他说：党团成员包括北京、郑州、武汉三处党员，主要有罗章龙(党团书记)、王仲一、史文彬、许白吴、林育南、李振瀛、吴汝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等人。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工委负责人王仲一组成领导小组。当时，为了迷惑敌人，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则移至北京，通过全路电讯系统，指挥全路统一行动。但敌人还是先从北段长辛店下手。2月7日凌晨，直系军阀突然发难，在长辛店把史文彬等主要罢工领导人抓走，并开枪镇压造成流血惨案；然后向南扫荡，郑州、信阳、江岸等车站工人先后遭到屠杀。罢工遭直系军阀血腥镇压后，经中共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决定忍痛复工。

三大后，中共中央局的办公地址在什么地方?因为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了，一直没有搞清楚，罗章龙回忆是在上海三曾里三户楼。他说：三大决定中央局设在上海，到上海后，在闸北找了一所房子作为中央办公处，这就是三曾里三户楼。在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地方有个小里弄，称三曾里。三曾里的房子结构是普通的二层楼，我们三户联居，称它为三户楼。毛泽东、杨开慧一户，向警予、蔡和森一户，罗章龙一户，对外就说是一家，向警予是户主。经常到三户楼来的有王荷波，他住在英租界同孚路。恽代英是共青团书记，常来列席中央会议。陈独秀不住在这里，但在三户楼设有床铺，开会晚了或有事不能回去就在这里留宿。中央局会议就在楼上的客厅举行。我们这个“家庭”对外以“报关行”做职业。

中国党参加国际运输工会工作的情况，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很少，主要是这项工作的唯一参加者罗章龙写的报告和文章。罗章龙在回忆中说明了有关的具体情况。他说：共产国际把西欧各国运输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国际运输工会，并通知中国党要参加该组织，担负一些任务，所以中央派我参加这个工作。1924年秋，我代表中国参加了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会代表大会，当选为该会中国书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鼓动，扩大国际运输工会的影响。我因工作需要，访问了很多国家，到过不少名都大港。我曾经写了一个《西行漫记》，分上、中、下三部，向中国工人阶级报道这些情况，此稿上部在1925年的《中国青年》登载了，后《中国青年》一度被查封，中、下部稿散失。我在国际运输工会前后工作约两年，在此期间，我写过几篇报告和文章，介绍中共参加国际工人运动的情况，在《向导》和《中国工人》上发表了。

北伐战争前夕，中共中央是否在广州召开过特别会议?罗章龙在回忆中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1926年5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准备北伐的问题。出席人员有四届中委，还有各省、区的负责人，鲍罗廷、加伦也出席了会议。我以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事先北方区委设有一个小组，对北洋军阀实力作过比较详细的调查，收集整理了有关北洋军阀的许多材料。会上，我们提供了这些材料，为制定作战方案时作参考。这次会议，分析了敌我情况，草拟了作战方案。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中共中央成立武汉中央分局了吗?党史书上没有记载。罗章龙回忆说：1926年10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研究北伐后的形势和任务，并成立了武汉中央局，由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组成。这个机构的主要人员有毛泽东、恽代英、苏兆征、罗章龙、张国焘、陈潭秋、林育南、谭平山、王荷波等，由鲍罗廷参加领导。许多会议都在鲍公馆举行。武汉的工作由武汉中央局主持。1927年4月，陈独秀和党中央机关由上海迁来武汉，到武汉后就与武汉中央局合并了。听了罗章龙的回忆后，我回去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得知当时有一个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汉口临时委员会，这可能就是罗章龙所说的武汉中央局。

湖南秋收起义中的行动委员会，党史书上略而不详。罗章龙作为当事人比较具体地回忆了行动委员会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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