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后,国民党特务机构更加紧策划对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暗害,“杀一部长级干部奖励十条黄金”。    

    1949年10月,周恩来就叮嘱罗瑞卿要严密注意并防范敌人的暗害阴谋:“穷凶极恶的敌人,别的他们不能做,对暗杀,他们是能搞的。现在我们损失不得,都是党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干部。”毛泽东也提醒说,各种困难都要估计到,基洛夫、列宁被刺的事也可能有,但是要力争避免。    

    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后,社会情况更加复杂。罗瑞卿领导组建了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规定其任务是以警卫中南海、毛泽东、党中央书记处、军委为重点,兼管中央级的机关及主要人员的警卫,既要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又要便于首长联系群众,基本要求是内紧外松。    

    为做好警卫工作,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绝对安全,罗瑞卿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经常亲临现场部署。每逢党和国家召开重要会议,他常常通宵达旦工作。    

    对一些中央领导常去的地方,罗瑞卿都重点布置警卫工作。杭州的西湖,每年都有中央首长去。他指示:“一定要把西湖的水搞得像水晶一样清澈透明。”在他建议下,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兼任西湖区的区委书记。    

    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北京参加社会活动,罗瑞卿总是亲自部署警卫工作,大部分时间是亲自陪同。50年代,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白天要组织游行,晚上要开焰火晚会。节日前他都要开会部署警卫工作,行走路线、停车场都要用扫雷器探测,游行队伍一旦有事如何疏散,值班电话谁看守,沿途设一些什么岗,制高点如何控制,他都要亲自检查。毛泽东的车到达和离开,都由他开道,毛泽东到场后他就站在身后保卫。毛泽东常常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保障首长安全和不妨碍首长接近群众,这是警卫工作中经常碰到的矛盾,有时还弄得十分紧张。  

    1953年初,毛泽东南下视察长江,乘“长江”舰到了武昌。2月14日春节,车经蛇山黄鹤楼旧址,毛泽东突然让中途停车,下车向蛇山走去,在陈毅、罗瑞卿、杨尚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李先念等陪同下登上楼。毛泽东旧地重游,眺望长江,伫立良久。下楼后,他走到一位卖油炸豆腐的老人的摊位前,询问价钱和生意如何,被旁边两位小姑娘认出来,激动地边拍手边喊:“毛主席!毛主席!”

1941年4月3日,罗瑞卿与郝治平在山西省辽县桐峪镇结婚,当时竟没有留下一张结婚照。图为在太行山根据地时的罗瑞卿和1938年5月在延安抗大三大队女生队学习的郝治平。

    1941年4月3日,罗瑞卿与郝治平在山西省辽县桐峪镇结婚,当时竟没有留下一张结婚照。图为在太行山根据地时的罗瑞卿和1938年5月在延安抗大三大队女生队学习的郝治平。     

    她们的呼喊立即把人群吸引了过来。离得较近的人纷纷伸出手来要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也把手伸了出去。这一伸,手就收不回来了。人越来越多,卖甘蔗的也不卖了,甘蔗抛撒了一地。大家不断地欢呼着“毛主席万岁”。罗瑞卿见势不妙,建议毛泽东回楼休息,等群众散后再走。毛泽东摆摆手,仍向山下走去,巨大的人流围着他涌动,包围圈越来越小。个子高大的罗瑞卿招呼比他还要高几公分的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在毛泽东前面伸开双臂抵挡涌来的人流,陈毅等紧挨在毛泽东身后,卫士们又在他们身后手挽手形成半圆形的保护墙。罗、武两人一面开路一面喊:“同志们让开一点路,让毛主席走过去!”    

    毛泽东在大家护卫下,边走边向欢呼的群众招手。通往停车处的道路已是人山人海,罗瑞卿一看很难走过去,灵机一动,把毛泽东带到附近的轮渡码头,让卫士们拦住涌过来的人流。毛泽东上了轮渡,满头大汗的罗瑞卿心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陈毅也说:“乖乖,今天差一点下不了黄鹤楼。”    

    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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