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接到攻克天津的电报后，高兴地说：华北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他电令刘亚楼用汽车送陈长捷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见面。陈长捷对他的上级邓宝珊说：快回北平告诉傅总司令，天津的滋味儿不好受，北平守不住，无论如何不要守了！
　　当东野总攻天津时，傅作义和陈长捷的通话就没有中断过。傅作义关注天津，有两层用意：一是看天津部队能不能突围出去，二是看天津到底能支撑多久，好在谈判中和中共谈价码。
 
 
天津被神速攻克，给傅作义致命一击，粉碎了他的最后一点侥幸之心。

　　天津攻克翌日，也就是1月16日，毛泽东电令“林罗刘”：如傅作义拒不和谈而致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同日，林彪、罗荣桓具名给傅作义发函，声明傅作义到21日下午2时如拒绝起义，解放军将全面实行攻城。傅作义别无选择，只能如期交出军队。国之大幸，汇聚了千百年伟大历史文物精华的古城北平不染战火，和平归来。“不战而屈人之兵”，随后，傅作义在绥远的部队（董其武部）也宣布起义。

　　天津战役对中国的战局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大为嘉勉，称：“在整个平津战役中，天津战役对傅作义集团的最后解决具有决定性作用。”平津战役结束不久，在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们在津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拒不投降的反动军队，从而又促成和产生了另两种有名的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

　　1965年，参加天津战役的二纵司令员刘震忆述当年战事：

　　“天津战役，亚楼同志具体指挥。他表现了超群的英勇果断、多谋善断和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战役之前，他除去运用各种侦察手段，广泛收集敌方情况外，还亲临第一线各个主攻方向进行现场观察。在充分掌握各种情况的基础上，依据林、罗首长的意图，经过周密的思考，提出了"东西对打，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作战计划，把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出色地运用到天津战役中来。当时，我们也提出过不少作战意见，对比之下，都没有他考虑得全面、缜密、深邃。在战役进行过程中，由于亚楼同志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真知灼见，对敌我情况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因此，他能一方面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实施灵活的指挥，另一方面，坚决果断地贯彻正确的决心和部署，丝毫不受各种不正确意见的干扰。从而，缩短了战斗时间，迅速地取得了胜利。事实证明，亚楼同志的指挥和各种处置非常正确，我们参加了天津战役的同志，都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20世纪50年代，总政组织编撰《星火燎原》丛书时，指名刘亚楼写回忆天津战役的文章。1964年3月，柬埔寨王国政府副首相、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总参谋长朗诺将军来华访问，提出想了解和学习平津战役，毛泽东亲自指定刘亚楼负责介绍。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