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见调不动任安的士兵，只好悻悻离去，强行征召长安城内诸市的平民数万人，驱赶到长乐宫的西门阙下，正遇到丞相的军队。双方混战了五天，死伤了好几万人，鲜血流满了沟渠。
　　本来长安城中有很多受了江充祸害的人，听说太子杀了江充，都挺同情他，他们又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稀里糊涂地跟着他打丞相。等到汉武帝回到建章宫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是太子作乱，心里害怕，就一哄而散。丞相的兵越聚越多，太子的人越打越少，没办法只好带着两个儿子从南边的覆盎门（覆盎门是长安城南出各门中东边的第一个门，也叫杜门。后来皇曾孙刘病己少年时代常到这一带遛达）逃跑。
　　这天夜里正好是司直田仁守着城门，他挺同情太子，就睁只眼闭只眼把太子放走了。丞相刘屈氂赶来，查出田仁放走了太子，当时就要杀他的头。这时御史大夫，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循吏暴胜之赶紧拦住他，说：“田仁是二千石的官员，要杀他也得先奏明皇上，怎么能擅自处死呢？”田仁有苦衷，他怕武帝杀了儿子将来后悔；暴胜之怕丞相冤杀了好人将来受到追究，也是一片好意。刘屈氂只好把田仁拘押起来，先向武帝报告。武帝正在气头上，当时就火了，他立即派人责问暴胜之：“司直放跑了谋反的人，丞相将他处斩，正是执行法律。御史大夫凭什么自作主张制止呢？”就把暴胜之也关起来了。暴胜之知道再活下去也没什么好下场，就自杀了。
　　汉武帝说过平定“叛乱”之后他要赏罚分明。他首先要罚的就是私放太子的田仁和那个北军的使者任安，把他们都杀了头。任安表明了立场，没帮着太子，汉武帝怎么要说他有罪呢？原来他认为任安是个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受了太子的节杖却作壁上观，是想两面讨好，怀着二心，应该杀头。任安就这么谁也不帮也倒了大霉。他以前的朋友都不敢再理他，唯独司马迁在这个敏感的时候不避嫌疑地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司马迁受了宫刑以后，调到内廷担任了中书令，这是宦官担任的职务，常在皇帝的左右。任安原来曾写信给司马迁，劝他趁着常在皇帝身边的机会，多多举荐人才。司马迁心里有苦衷却说不出，一直没有回信。现在他的《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史记》）已经完成，他可以死而无憾了，于是就不避嫌地给任安写了这封回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或叫《报任少卿书》，少卿是任安的字）。他在这封信里详细剖析了自己的内心，叙述了因李陵事件而罹祸的经过，表示要效仿先贤在困厄中奋发努力。他在这封信里对汉武帝发了不少牢骚。信中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千古名句。
　　可惜任安没能看到这封回信，在信送到他手里之前他就被杀掉了。司马迁留下这封《报任安书》后不久，也从史书的记载中失去了踪影，因此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因为这封“谤书”而被汉武帝处死了。他的《太史公书》被收进了宫廷，外面一般人是看不到的。不过据说他为了防止汉武帝派人销毁这部史学巨著，秘密地誊写了一份，叫亲属运回左冯翊夏阳县（今天的陕西韩城县西南）的老家秘密收藏起来。一直到宣帝即位以后，他的外孙杨恽才向朝廷报告说外祖父留下了这么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朝廷下诏求封赏司马迁的后人，司马迁才得了一个美称叫“史通子”。
　　汉武帝杀了任安和田仁，也要赏一批人。他下诏说：“侍郎莽通抓获了反将如侯，长安城的男子景建跟着他（莽通）抓获了少傅石德，可以说是首功。大鸿胪商丘成力战捕获反将张光。”他封莽通为重合侯，景建为德侯，商丘成为秺(dù，音“杜”)侯。这个莽通在《汉书•武帝纪》上本来写作“马通”，因为后汉的明德皇后马氏（汉明帝的皇后，伏波将军马援之女）厌恶马通和他哥哥马何罗这两个马姓先人中的谋反败类，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就把马通和他的哥哥马何罗改了姓，将“马”改为“莽”（马皇后做的很对，这样的先人的确还是不要的好）。马通的哥哥马何罗也是江充的人。太子的那些门客曾经出入宫门，全都坐罪诛杀；跟随太子发兵的，按谋反的法律族诛。被太子裹胁的普通士卒全部发到敦煌郡去守边。因为太子逃亡在外，长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严密防犯着。过了二十多天，就在湖县找到了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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