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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攻击我们反腐败，并对我个人进行歪曲的报道，我又表示愤慨。在这里，我再澄清一下两件事，以正视听。
其一，香港《明报》2001年4月30日刊出了题为《介入沈阳百官黑金案受贿代求情―――中纪委副书记儿子贪污判囚》一文，竟凭空捏造说“曾经受贿为马向东摆平事件的刘丽英之子，也于日前被依法判处重刑”。经过我们依法交涉，该报于同年9月10日刊登澄清及道歉声明“证实刘丽英女士的儿子并没有做生意的，更没有从事烟草生意的，确定上述有关刘丽英女士之子的报道并非属实及无任何根据”，“无保留地撤回该篇报道，并向各位致歉”。对《明报》承认错误的态度，我表示欢迎。
其二，香港《开放》杂志2002年8月号发表一篇文章，其中刊登了我的一幅照片，并称“被称为女包公的中纪委副书记、70岁的刘丽英曾办过邓斌、周北方、陈希同、慕绥新、马向东等涉及高层的大案，威名震四方，但传今日刘丽英对高层包庇大案已感到绝望，以打麻将度日”。这里，我必须郑重地申明，党中央对反腐败一向是高度重视的，中纪委领导班子对党中央反腐败斗争的部署也是坚决贯彻执行的。我自己也从未有悲观绝望以至每天靠打麻将度日之举。可见，这篇文章一方面不仅仅是失实，另一方面则暴露了作者的居心叵测。
我的希望与信念
记者：看来您不仅要面对与腐败分子的一番较量，还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压力包括被人诬告和诽谤等等。这个时候您除了沉着应对或不屑一顾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执着的信念在支撑着？
刘丽英：我因查办案件特别是大要案件被人诬告诽谤，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在查处哈尔滨案件时，有人给中央写信，说我是在中央身边的最大腐败分子。在查处“慕、马”等案件时，有人不仅诬告我包庇慕马二人，还告我儿子为慕绥新说情受贿400万元。这些卑劣的手法，无非是想达到中央不信任我、不再让我查案的目的，但是党中央、中纪委领导对我是信任的。记得尉建行同志当时就对我说：“正因为你查案坚决，有人才告你。你不能回避，要坚决查下去！”这是对我的最大支持和信任，我还能说什么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恳请组织上对涉及我儿子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经查证，上述涉及到我与我儿子的文章都属于捏造、诬告和诽谤。现在看来，是组织上的认真调查，最终还了我和我儿子的清白。
的确，我对因办案而遭受的各种误解、谩骂和诬告诽谤，除了沉着应对之外，内心还有一种执着的信念在支撑着。我经常对办案的同志讲，当一个纪检监察干部容易，做一名“党的忠诚卫士”则难。前者要求的是职业道德，后者需要的是事业精神。“职业”与“事业”一字之差，却有境界上的层次区别！许多人知道我们纪检监察干部有“四苦”―――生活清苦、工作辛苦、办案艰苦和心灵痛苦。尤其是“心灵痛苦”最难以克服，特别需要通过自己信念的坚定和胸怀的博大去解决。在当前腐败易发多发的情况下，纪检监察干部更容易因“反腐败”而“受人赞”，也更容易因“平公愤”而“结私怨”。要反腐败、平公愤，就要承受这种“心灵痛苦”的煎熬，只有时时想到党和国家的利益，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心灵的痛苦才会得到平衡和化解。黄克诚同志曾经要求纪检干部做到“五不怕”，即不怕杀头、坐牢、撤职、开除党籍、离婚。多年来，我铭记着这一教诲，内心始终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与决心，我也始终坚信毛主席教导的“人间正道是苍桑”的真理，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记者：我都为您的这种执着信念感动了！现在党的十六大已经胜利闭幕了，您作为一位“老纪检，对今后我们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还有哪些希望？
刘丽英：我的体会是，学习与贯彻十六大报告，最重要的是要加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还要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要谈有什么希望的话，我感到必须按照十六大报告强调的“各级党委一定要坚定信心，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去做，今后反腐倡廉的任务会更加繁重。一方面，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以增强忧患意识，另一方面还要具体分析反腐败斗争的有利条件，以增强必胜的信心。我相信，在十六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党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就能与时俱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能为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各项目标和任务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就能做出让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和干部为之自豪的重大贡献！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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