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策反清朝海军，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10月17日，清海军提督萨镇冰乘“楚有”号舰抵达武汉江面。萨镇冰是黎元洪在天津水师学堂时的老师，因此黎元洪写信劝其加入革命。信中说：“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肯甘为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耶？……刻下局势，只要吾师肯出，拯救四万万同胞，则义旗所至，山河改观，以四万万同胞与数千满族竞争，以方兴之民国与运尽之清廷抵抗，……将见不需八月，而亚洲地图之上，必有中华民国国旗飘扬也。”萨镇冰见信后表示：“真不忍见同胞骨肉相残。”此后的战事中萨镇冰与民军有了某种默契，海军发炮多远射荒郊或射向水面，减轻了民军的压力。黎元洪还给清海军各舰舰长写了内容相似的信，由于他是海军出身，因而同学众多，影响颇大。11月2日，海筹、海容、海琛在九江反正，其余舰只也于数日后由汤茗芗率领响应革命。

　　黎元洪一面致电九江军政分府予以优待，一面派人前去慰问，并请海军协助民军。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连派重军镇压，北洋军主力在10月底到达孝感、滠口一线，汉口鏖战正急，10月28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到达前线。黄兴以军事才能著称，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黎元洪派人赶制一面丈二大旗，上书斗大“黄”字，鼓舞士气。11月3日，阅马场又搭高台，台正中高悬“战时总司令黄”六字大旗，黎元洪登台拜将，将印信、聘状、令箭等物亲手交给黄兴。黄兴发表演说，表示要“从黎都督与诸同志后，直捣虏廷，恢复神州”，并下台检阅部队，然后渡江赴汉阳，设立战时指挥部。当时北洋军在汉口、汉阳的总兵力已达三万，民军不过数千，敌众我寡，到11月27日，汉阳全部沦陷，黄兴回到武昌。

　　后人论及汉阳保卫战的失败，不少说是由于黎元洪的掣肘，黄兴无法全权指挥，当机立断。其实黎元洪基本上支持了黄兴的指挥部署，告诫军民将领要听从黄兴的命令，在战事中也能与黄兴配合。例如11月21日，清军向汉阳进犯，黎元洪命令武昌民军由青山附近渡江，先占汉口谌家矶，然后进击刘家庙，包抄清军的后路。11月25日，援鄂湘军王隆中、甘兴典部擅自退出战场，黎元洪接到黄兴的通知后，马上派人携带犒赏物品及现银到王隆中部，劝其以大局为重，重返前线，后又亲自前往规劝敦促，但王隆中依然率部退往湖南。黎元洪非常愤慨，当即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要求将王、甘二人明正典刑。汉阳失守，黄兴痛不欲生，黎元洪派人劝慰，请黄兴迅速撤回武昌，以免危险。部分党人对黄兴不满，要求追究责任，黎元洪劝解说：“你们要责备黄先生，首先要责备我，因为黄先生的总司令是我任命的。但是大家要知道，黄兴二字对革命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如果我们今天对黄先生有不理智行为，会使敌人认为革命党内部起了分化，长敌人气焰，灭自己威风，使独立各省灰心。”在黎元洪的安排下，黄兴顺利地离开武昌回到了上海。

　　六、停战议和，反劝袁世凯倒戈相向

　　汉阳虽然失守，但全国的革命形势却发展迅猛，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和地区已达11个，清朝统治处于土崩瓦解之中。无奈之中清廷只好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并答应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开放党禁、皇族不得干政等主张。袁世凯带着这些带着这些讯息，在10月底11月初，派人与黎元洪讲和，遭到了黎元洪的果断拒绝。黎元洪在回信中指出袁世凯的议和试探包藏祸心，“假托于君主立宪”是历史上指鹿为马的赵高和认贼作父的张帮昌的故伎，并利用排满的民族大义动员袁世凯倒戈相向，推翻清廷。“公果能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依于公心，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之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之。”黎元洪拒绝接受“君主立宪”，坚决要求实现民主共和，这是他排满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

　　后人论史，常把黎元洪看作对袁世凯妥协的始作俑者，这其实又是宗冤案。早在北洋军进逼武汉的时候，《大汉报》主编胡石庵就以“全鄂士民”的名义，要求袁世凯顺应时势人心，回师北向，“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黄兴到武昌后也致信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即南北各省，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无人能先知先觉，预知袁世凯后来会成为窃国大盗，依当时情势，劝其倒戈相向在情理之中。袁世凯知道唯有革命党人存在，清廷才会容忍他如同勒索般的漫天要价，因此并不真想拿下武昌。11月27日，他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精心策划，派英国驻汉口领事戈飞向武昌方面提议停战议和。同时为了增加以后议和时的筹码，命令北洋军对武昌城一通猛攻，使武昌形势一度很危急，军政府和黎元洪被迫接受“先停战后议和”的方案。

　　12月9日，双方正式签定停战协定，在全国范围内，反清民主革命的枪声静寂下来。18日，南北议和谈判在上海正式开始。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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