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游民”和“老头子”之类的角色毕竟人数有限，他们只是“先锋”而不是主体。作为革命队伍主力的，仍然是那些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其实是被“拉夫”的。比如在抗战初期的太行区，“当时由于强调‘大量’，因此出现了彩群众运动的办法发展党员的现象，有的甚至用拉夫式的方式不顾条件地登记党员。结果，使许多不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人混入党内。”刘少奇不得不给省委写信“要反对拉夫主义”。（李雪峰，1998：102—103）要把如此散漫的工农组织成革命大军，非得有强有力的组织控制和纪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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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幼稚与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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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以后的农村暴动差不多都有过火行为，这一方面是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革命先锋”失去约束后的破坏性冲动的释放，另一方面是从“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到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要求的：

    关于阶级政策，《决议案》写道：“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消灭政策；……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这些“左”的政策，在某些农村暴动中，例如在湘南成为“杀尽土豪劣绅”以及烧毁他们房屋的所谓“烧杀政策”，甚至引进了城市。（李维汉，1986：190）

春秋网http://bbs.cqzg.cn    在这前后，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还提出“红色恐怖”（《江苏省委给宜兴的信》1927年11月2日）、“大杀豪绅地主”（《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1927年11月6日）。（李维汉，198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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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上源远流长的左比右好的观点就是在此时发生的，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此一思潮的引发，一是愤于国民党开了第一刀，二是激于陈独秀的放弃抗争：

    拿我自己来说，在八七会议前夕，秋白彻夜翻译《告党员书》，他译一页，我看一页，最后翻译完毕时，秋白问我：“怎样？”我答：“一剂清热散（意指清醒脑筋），好极了！”（李维汉，1986：231）

盲动主义作为对投降主义的过激反动，同样使党蒙受巨大损失。后来的党史把这一切统统归结为党的幼稚。“幼稚”主要是就其不会争取民众而言，而不是说革命就不应当烧杀，就应当温良恭谦让，革命者的手是红色的，而中国革命更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牢牢地为后来者记取而成为红色的海洋。历史并不遵循辩证法，陈独秀的“右”只是引爆了无休无止的“左”，却没有一个“合”。30年代的江西苏区、40年代末的土改和60年代的“文革”都有杀死地主及各种“贱民”的行径。但革命者毕竟成熟了，在正式文件中，在公开宣传中，都有禁止“烧杀”的字样。1948年，担任过《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华岗到香港时，对各民主党派人士做过一个关于解放区土改的报告，既讲了运动的伟大意义与成就，也讲了不少运动的偏向，“此事被反映上去，中央某领导人很不满意，打电报给香港的中共工委会，指令工委会开会批评华岗。”（尹骐，1996：312—313）

3   知识人的左春秋网http://bbs.cqzg.cn

1921年建党时，全国53个党员几乎全是知识分子。此后，党作了若干努力来强化党的阶级性，如陈独秀在“二大”前夕提出多吸收工人党员，务求占全数一半以上；“四大”提出为工人阶级“争取领导者的地位”的要求；1925年10月中央规定劳动者三个月、知识分子六个月的入党候补期等等，尽管如此，从“一大”到“五大”，构成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大多数的仍然是知识分子。大革命失败改变了这一格局，在决定陈独秀出局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坚持“党不但灵魂要换，而且躯壳都要换过。“（李维汉，1986：181）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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