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重大错误，李大多有份。1941年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毛历数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路线罪状，特意指出：“罗迈（即李维汉──引按）同志在上几个时期都犯有严重错误。”（胡乔木，1994：223）李写作回忆录的时候，正是全党批左的时期，除有关陈独秀时期的错误李作了辨正外，对其他几个时期的错误，李承认了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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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1928年形成的以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为特征的瞿秋白左的错误，李是积极参与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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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其目的在于解剖和批判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之一。（李维汉，198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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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网http://bbs.cqzg.cn   ２、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以1930年6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

    我表示同意决议案所提出的观点。并强调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关键是争取上海的胜利，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帝国主义的中心，只要上海胜利了，全国也就胜利了。（李维汉，1986：305）

    立三路线包含了李的意见，所以“我执行立三路线是坚决的。记得有一次，我找安徽的同志谈话，谈的过程中，我打起了瞌睡。我说：“同志，你休息一下，让我躺一躺。”那时，连觉也顾不得睡地昼夜工作。“（李维汉，1986：310）

    ３、＊＊中全会上，王明等人集中整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但李是跟得上形势的人，1932年年底，李赴苏联学习，1933年4月到中央苏区，执行了王明路线：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二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李维汉，1986：337）

    事实上，李不只是“积极参加”反“罗明路线”，“罗明路线”就是他发现的：“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苏区早期的历史上，公开祭出‘路线斗争’的旗号，大规模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这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奎松，2001：39）在1933年4月江西省委工作会议上，“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实际是中央组织部长）亲自坐镇，斗争得很厉害。保卫局局长缴了邓小平的枪。”（胡嘉宾，1990）几十年后，张闻天夫人刘英还记得李维汉“脸一板”的神色和“铁的纪律”的名声。正因为如此，1941年9月13日下午，毛在政治局临时会议上说，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

    ４、1942、1943之交，延安整风进入“抢救失足者”阶段，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在延安清出了特务15000多人，西北公学390人中坦白分子达208。李此时是边区政府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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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来了一个“抢救”运动，张克勤的现身说法，我也就急躁起来，搞“抢救”运动了，开了三次“抢救”大会”。（李维汉，1986：510）

    这一“急躁”使王实味因言丧命。参加过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何锡麟直到80年代还认为，王案的发生，主要由于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不足，如果那时的运动由洛甫（即张闻天──引按）掌握，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戴晴，1989：95）何锡麟的话还需要补充，延安时代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不足，那么什么时期经验足了呢？1957？1966？运动如果由张闻天来掌握可能是不一样，但运动本身就是针对张闻天等人的，这种假设等于说运动如果由王实味来掌握情况会大不一样。何锡麟的遗憾只是道出了一点：当时掌握运动的李对知识分子缺少同志的善意。

   ５  延安整风以“反左”为动员，但经过了整风“反左”、 并被毛认为“在近来的延安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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