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江的家庭特征同样具有社会共性，比如老年得子现象早已变得不再稀奇，比如“421”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即便在社会底层同样严峻，以“农二代”为例，来自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的调研数据，近年来，农民工二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上升，犯罪率不仅比城市同龄人高很多，也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得多。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二代犯罪呈现出侵财性犯罪占多数、暴力犯罪占相当比例、结伙犯罪突出、犯罪随意性大等特点。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的调研显示，2009年至2011年间，青浦区院未检科共计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53件，涉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343人。其中，非本地户籍293人，占涉罪未成年人总数的85.4%；非本地户籍中208人系随迁子女，占涉罪未成年人总数的60.6%。

　　《新民周刊》列举这些数据，无意于为李某们辩护，旨在提醒公众，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是一个考验全社会的时代病。

　　湖南某地农村去年曾发生一起留守少年弑亲的恶性案件（《新民周刊》2012年5月总688期曾有报道），倘若李某的身份换为留守少年，舆论想必会呈现截然相反的表现，同情甚至会试图去寻找背后社会与制度之恶，但那真能为恶行开脱吗？

　　必须摆脱“仇富”、“仇官”情绪的裹挟，摆脱快意恩仇的围观心态，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正确的认识，明星家庭一样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穷人的孩子一样会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究其成因有着复杂的家庭、学校、社会、法律背景，比如在这起事件中，我们除了反思家庭教育，还应探讨社会环境与司法实践，《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六条和三十七条明确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涉事酒吧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向未成年出售酒绝非孤例，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多数与他们长期混迹经营性网吧、酒吧、娱乐场所有关。

　　在司法层面，是否有比收容教养制度更有效的矫正机制也值得探讨，英美等国不是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家庭、学校、社会、司法机关如何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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