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春天来了！教育的春天来了！我经历过教育寒冬的严酷，也感受了教育春天的生机。20世纪70年代，我在鄂西北山沟里参加筹建第二汽车制造厂时，正赶上高校停办，人才紧缺，原有为数不多的大学生，背负着“臭老九”的压力，灰头土脸。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不仅给国家的振兴带来希望，也给渴望学习求知的无数青年带来希望。但当时国力有限，一时很难满足广大青年的升学要求。
有一件小事让我记忆犹新。1987年秋，我到温州出差，中途留宿雁荡山。次日清晨外出散步，看见三个小尼姑正在用功晨读。我好奇地问她们在读什么经书，她们笑着拿给我看，原来是高三语文课本。我问，庙庵中也学文化课吗？她们说，今年没考上大学，因此出家为“尼”，在这里复习，准备明年再考。听了她们的话，我特别理解她们求学的迫切心情，更深感考大学确实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想，将来国家经济发展了，能让更多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于国于民皆是一大幸事。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大学本专科的招生人数从1977年的27.3万扩大到2007年约570万，高考录取率由4.8%上升到56%，为广大青年铺就了一条成才之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人才资源。
共产党和资本家能搞合资经营吗
“中外合资经营”，今天说起来很平常，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还是一个禁区。
关于合资经营，我个人经历了这样的故事：
1978年，一机部让我带领工作组调查全国汽车工业情况，我几乎跑遍了全国。有件事特别好笑，某城市仿造的“解放”牌卡车，商标是“永向前”，我开玩笑说，车子不怎么样，名字倒有点意思。旁边的同志却对我说，他们的商标真是名副其实，这车子没有倒挡，只能向前开，而且开起来除了喇叭不响，到处都响。这就是当时我国汽车工业落后状况的缩影。
就在那一年，国家决定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汽车技术。我们与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行了洽谈。该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亲自率团来华，与我们在北京饭店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谈判。谈判中出现了一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词汇——jointventure。尽管我知道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似乎应当是“共担风险”，但对其中确切含义并不清楚。他们说这个词汇是“合资经营”的意思，并详细介绍了这种经营方式的好处。墨菲最后补充道：“简单地说，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一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再说得通俗一点，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听了这番话，我们感到新鲜有趣，不过当时我想，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我能同你“结婚”吗？但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重要的对外谈判项目，都要向国务院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办公室写简报，我们也就及时把这一谈判的情况如实上报了。出乎意料的是，我写的这份简报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邓小平同志还在简报上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指出了我国利用外资的道路。
从此，我国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产生了。到2007年底，我国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超过63.2万家，其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约28万家。
第一笔世界银行贷款用于教育
1980年我国正式恢复在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席位，这是在使用国外贷款方面的一件大事。恢复席位后争取到的第一笔世界银行贷款，就是用于教育事业。
根据邓小平同志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的指示精神，国家外资委向世行表示，将把该行无息长期软贷款首先用于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世行行长麦克纳马拉的支持。1981年4月，由国家外资委、财政部、教育部、中国银行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赴美国，与世界银行进行谈判，签订了第一个贷款协议，世行向我国提供不少于2亿—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教育项目。这一贷款项目在当时是对教育的一笔巨大投资，许多高等院校（主要是理工科院校）从中获益，教学科研设施得到明显改善。
这次赴世行谈判签约，还有一些有趣的插曲。代表团成员都准备了西装，唯独教育部的一位同志没有，怎么办？在美国买套西装很贵，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