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慈禧太后挟制下的光绪帝并无多少实权，不敢过于得罪顽固派，不得不时时注意向后党让步。在变法诏令中多为后党留有出路，并任用若干后党官僚试行新政。如令庆亲王奕劻等管理八旗骁骑营，负责大学堂工程；户部尚书王文韶管理铁路，直隶霸昌道端方等筹办农工商总局，等等。此外，他还命人将每日重要奏章呈送太后阅示，并先后十二次亲往颐和园向太后汇报和请示变法事项。然而，这种种妥协丝毫未能缓和帝后矛盾。

从9月初罢黜礼部六堂官起，帝后党争趋于白热化。内务府满族亲贵环跪于慈禧太后面前，谓皇上妄变祖法，请求训政。怀塔布、杨崇伊等陆续到天津谒见荣禄，密商废主之事。在袁世凯启程进京后，荣禄立即调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外围长辛店。政变有一触即发之势。

9月13日，光绪帝接受徐致靖、谭嗣同、宋伯鲁的建议，决定开懋勤殿，以便选拔一批维新人士担任新政顾问。次日，光绪帝赴颐和园就此请示慈禧太后，遭到严斥。他预感帝位难保，于次日赐杨锐密诏，命杨锐、林旭、刘光弟、谭嗣同等人妥速筹议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两天后，又发出明谕和密诏（令林旭带出），令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时务报》。9月18日，康有为、谭嗣同等见到两道密诏，急商对策，以袁世凯曾入强学会，表示倾向维新，决定由谭嗣同连夜去京郊法华寺对其游说。谭嗣同要求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保护光绪帝，诛杀后党。袁世凯佯作答允，但仅隔一天，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又密报慈禧太后。

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同一天，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诬指康有为为孙中山大同学会同党，于京师煽动人心，且出入内廷；攻击光绪帝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安置党羽；造作谣言，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光绪帝预备于9月20日接见伊藤博文）；最后吁请太后“即日训政”。次日下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匆忙赶回皇宫。9月21日，发布诏书，宣布临朝“训政”。并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变法失败。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弟、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时称“戊戌六君子”。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除。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还不足以战胜封建势力。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又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更为软弱，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只能采取改良的办法，希图取得有限的参政权，实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感到自身力量不足，却又脱离和害怕人民群众，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这一切注定了变法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

但是，戊戌变法又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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