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以膀胱癌病故，终年77岁。1978年，陈云说：“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这两句话广为流传，而张国焘在文革初起时谈到康生时表示，“有人说他如何厉害，我看不是；他永远是个工具，是个糊涂人。”

康、毛两家一向亲密

　　中共建政前与建政后，康生都是与毛泽东家庭关系最密切的中共高官。毛岸英流落街头时，即由康生找到线索并托人带到法国，后来他亲自从法国把毛岸英兄弟俩接到莫斯科，共同住在“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驻地。

　　康生到延安后，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中共高官们集体反对，独康生大力支持，使毛、江都感激他。1947年，康生到山西临县郝家坡搞土地改革，把毛岸英也带去“锻炼”，可见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1950年代，康生随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还独自一人去看望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

中央党校清算康生

　　1977年，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康生这块“金字”招牌并没倒。

　　1977年，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这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胡耀邦的老部下，在党校哲学教研室搞教学工作的李公天找到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后来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韩树英，道：“我想通过小字报，把康生和曹轶欧的罪恶，给揭出来。你看怎样？”韩树英赞成，但又建议他找胡耀邦秘书梁金泉征求意见。

　　梁金泉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

　　随后，李公天又找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征求意见，冯文彬也让他们自己决定。韩树把哲学教研室的吴秉元、卢俊忠和毛维平等也找来商量如何写小字报的问题。他们分析一下当时中央党校的形势，只要捅这个马蜂窝，一些早义愤填膺和憋足了劲的受害者，都会争先恐后的上阵的。

　　李公天和韩树英写了小字报，吴秉元自己也写了一篇。

　　1977年12月8日写完，第二天，即12月9日，在哲学教研室办公地点——16楼一层走廊，用细铁丝把小字报挂上了。小字报的落款是李公天和韩树英。

　　李公天和韩树英的小字报，把康生和曹轶欧同林彪、“四人帮”划在了一条线上。

　　看小字报的人，络绎不绝，有的白天没有时间，晚上打着手电看。全校的学、工人员，几乎都来看小字报。有的还天天来看。渐渐发展到连外单位的人，也来看小字报了。用小字报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罪行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为京城的一大新闻，并且传到外省市了。随着小字报数量不断地增多，内容上也越来越深入，很多鲜为人知的悲剧，也都曝光了。

　　不久，党校学员正式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强烈要求中央严厉地处理康生的问题。

　　1979年初，升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冯文彬，在总结中央党校1978年工作时说：在这一年里，我们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件大事，就是揭发了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后来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
1933年学习斯大林的“肃反”经验，在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抓“托派分子”和“外国特务”，分别处决、逮捕、流放。

　　1937年10月从莫斯科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夸大敌情，掀起“抢救运动”，使一大批来自“国统区”的人被打成“特务、内奸”。

　　1943年4月下令将王实味逮捕。称王实味是“托派和日特、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

　　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制止“抢救运动”扩大化。但康生在结论中“留辫子”、“留尾巴”，为日后继续整人埋下伏笔。

　　1962年9月称长篇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刘志丹思想”。致小说作者李建彤、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项目小组审查。受到《刘志丹》一案株连者达万余人。

　　1967年6月把贺龙打成“国民党”、“军阀”、“土匪”，写进项目材料。

　　1967年1月6日刘少奇在家中接到从首都医院打来的电话，自称他的女儿出了车祸，需要手术，要家长签字。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被清华大学“造反派”劫持。据说这是康生献给蒯大富的“计策”。

　　1967年7月与江青、谢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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