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出身

　　1930年，康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成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0年代参加中共中央的“特科”领导工作，任第三科科长。该科是在上海活动最久的中共秘密机关，在这种同事、朋友甚至上司随时可能叛变的环境下，艰难求生，可以想象，康生为什么后来变成偏执狂，整起人来不择手段了。

　　后来康生出任中共驻莫斯科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又熟悉了苏联的“肃反”模式。后来他回到延安，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1943年，他负责“审查干部”的工作，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四万人的延安挖出了上万名“特务”，遭到各方指责。但由于他批王明得力，拥护“毛泽东思想”，因此，仍得到毛泽东的信任。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他成为政治局委员。

文革前即得势

　　1959年，康生在庐山会议上十分活跃，他批判彭德怀的发言，均记录在案。为给这场批判提供理论根据，他及时进呈的《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问题》语录备受赏识，毛泽东批示出席会议者人手一份。

　　康生当年如此活跃，所倚仗的主要就是假借毛泽东这面大旗，而他1960年代在党内的重新得势，也正是与他利用这面大旗取得一个又一个整人的辉煌“战果”直接有关。八届十中全会前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单干风”，康生就立即抓到了邓子恢批评“大跃进”的讲话。毛泽东会上批“翻案风”，康生抓住一部小说《刘志丹》不放，说是“利用小说反党”，居然就造出一个“反党”集团。

文革中的三大案

　　康生整人，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暗示或由江青传达）的意思设局定罪，开始时不需要证据，一切都可以后期罗织。文革中，康生著名的“成绩”是“三大案”：

　　为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1967年，康生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此案须上溯至1936年，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有一批中共高官被捕。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让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人履行监狱规定的自首手续（假投降）出狱。康生给他们戴上“叛变自首”的帽子，是为了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

　　1968年1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突然在北京被捕，罪名是“叛变、特务”，赵坚不认罪，此案云南省138万人被牵连，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此即“赵健民特务案”。

　　1968年2月4日，康生号召内蒙古开展挖“内人党”运动。“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1940年代，中共怕它势力壮大，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结果全内蒙古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者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余人，整死的则有16222人。此即“内人党冤案”。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到北大学生宿舍，鼓动学生造反

　　自陈伯达在1970年8月倒台后，康生闭门养病，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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