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问他：“我们有办法吗？我们可以对他施行生理治疗或者任何有助的方法吗？”
这位医生说：“我毫无办法。情形大致就是如此。”
当然，当我丈夫得知此事，他必定要去找和他不同专长的医生来诊断。他们确认二者必居其一，也许是可以切除的脑肿瘤，也许是这种病。
他们诊断的结果是：“他也许活不到两年半的时间。”
德瑞克·鲍尼
史蒂芬总是非常笨拙，但是我认为大家不以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他在牛津第三年快结束时，有一回在宿舍从楼梯上跌下来。然而，没有人认为这有何不寻常。
我后来有一次到牛津，想找人共进午餐，但是都没有人在。然后正巧，史蒂芬刚好进门来。他慷慨地去买饮料回来，并放到桌子上。在放下他的啤酒时把它泼出来了。
“天哪，”我说，“怎么这时候喝啤酒！”
然后他告诉我，他在医院里住了两个礼拜，做了一系列检查并被诊断出了什么毛病。他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的身体将逐渐运转不灵。他们还告诉他说，最后他的身体会像植物一样，只有思维仍然是完好的，但是他将不能和外在世界沟通。他说最后只有他的心脏、肺和头脑仍能运行。此后他的心脏或肺也会失效，他就会死去。
他告诉我，这是不治之症，它是完全不可预见的，可能在短期或长期内稳定下来，但是永远不可能变好，根本不知道会在六个月内或二十年内死去。可是他得这病时年龄比大多数病人更年轻得多，他们怀疑他会更早而不是更晚死亡。
这个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但是我的反应对于霍金而言却无济于事。我很清楚知道，他没有信仰，这使我更加难过。因为我知道霍金会质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得这种病？为什么是现在？”
他只能淡然接受这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就我所知他在那时开始进行一些研究。大约十八个月后皇家学会发表了他的一篇论文，在该文中对霍伊尔教授的最新引力理论做了些微改正。后来霍伊尔为此表示感谢。这是他研究生涯的开始。那时他仍然是一名研究生，尚未取得博士学位。
伊莎贝尔·霍金
爱德华当时只是一个小孩子，我想他并不十分留意。但是由于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其他地方，爱德华就没得到他那个年纪应得到的关心。他因此而受苦，尽管他是没感到痛苦的受苦者。而玛丽和这件事接触较多，史蒂芬患病时她待在医院里，所以她也受了苦。
而我的丈夫深受折磨。但是我们终究战胜了它。虽然我丈夫还是死了，但他不是因此事而死去。其他的人也都健在。
我不知道史蒂芬是否意识到，当他患病之初他父亲如何苦思焦虑。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当然没有告诉史蒂芬，诸如和卡尔顿·伽兹杜塞克联络。他因为研究一种叫做库鲁病而获得诺贝尔奖。库鲁病发生在婆罗洲之类的地方，这是由食人肉而传染的，英国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
史蒂芬·霍金
我在那个时期的梦想受到不小的干扰。在诊断出病之前我对生活已经非常厌倦了。似乎没有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但是在我出院后不久，我做过一次自己被处死刑的梦。我忽然意识到，如果我被缓刑的话还有许多事情值得做。
我得病的一个体验是：当一个人面临早逝的可能，就会体验到活下去是值得的。
德瑞克·鲍尼
有一天晚上我和他坐在那里，他问道：“你读过约翰·但恩的哀歌没有？”我认为但恩的哀歌是我一生中读到的最美的情诗，而且极其坦率。如果不是约翰·但恩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则毫无疑问会被归类成色情类。所以当史蒂芬开始谈论这些时，我记得当时心里想道：“好孩子，是什么原因使你变成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对但恩的诗这么有兴趣。原来，大约在这个时候，他邂逅了他的妻子——简，尽管我们还被蒙在鼓里。
1963年1月， 在圣阿尔班斯的新年酒会上，史蒂芬·霍金遇
到了毕业不久的简·瓦尔德。这正是在他要进医院检查之前。次
年秋天，简开始在伦敦学习语言。
史蒂芬·霍金
因为我估计自己活不到完成博士论文，所以看来做研究已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疾病随著时间流逝似乎缓和了下来。我开始明白广义相对论，并在研究上获得进展。但是真正使我生活改观的是我和一位名叫简·瓦尔德的女士订婚。这位我有了活下去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我要结婚就必须有一份工作。
1965年史蒂芬·霍金申请剑桥凯尔斯学院，他得到一份研究
奖学金。 同年7月他和简·瓦尔德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罗伯
特出生于1967年，女儿露西出生于1970年，而第二个儿子提莫西
出生于1979年。
伊莎贝尔·霍金
史蒂芬已经病了。简知道这些，这是史蒂芬的又一次好运：适逢其时遇到适当的人。史蒂芬曾经极其沮丧。他被告知最多只能再活二年半后，并不想继续用功。可是结识了简使他真正奋发起来。他开始用功。
第三章
1962年史蒂芬·霍金在进剑桥之前，考虑选择研究理论物理
的两个领域。一个是研究非常大即宇宙学，另一个是研究非常小
即基本粒子。然而，他说：“因为基本粒子缺乏合适的理论，所
以我认为它较不吸引人。他们能做的只不过是和植物学一样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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