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强调要加强“抽象研究”所基于的另一原则是“抽象研究”逻辑上在先的原则。只有“抽象研究”取得巨大成就才能导致“实用研究”的持续进展。他指出，我们今天的富裕生活“表面上看来，常常归功于具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抽象科学知识的人的发明。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想到我们整个文明充满着主要是来源于科学研究的实际知识。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发明，不是产生于野蛮国家，或者不是产生于具有较高文明但没有科学的国家。如果我们希望得到文明条件依赖于经验工艺和偶然发现的事实，或者技术发明无需科学的例证，我们只能而且不得不求教于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利用的事实和经验工艺都是偶然的经验或是简单的发明，结果，它们保持停滞不前达数千年之久。如果还不求助于国外的科学知识，它们一定仍然继续如此。”([1],p.104)尽管亨利当时对中国科学技术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并不完全了解，但他用中国和日本长期停滞不前这一事实来告诫美国人是颇有现实意义的，并且此后一百多年中国和日本的发展历史也证实了亨利的预言。
亨利是美国的第一代科学领导人，他针对美国的国情，为发展美国科学事业而形成的战略思想，影响着以后许多科学界的知名人士。目前，美国流行的有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关系的理论，追根求源许多是从亨利那里来的。美国科学史家莱因戈尔德(Nathen Reingold)最近说：“虽然这一主张为亨利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所费解，但是直到现在，美国科学家还在暗暗地仿效他的主张，大力支持纯研究。”([9],p.280)美国二战期间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布什(V.Bush)博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提交给杜鲁门(H.S.Truman)总统的报告中就一再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基础研究导致新知识的发现，提供科学的资本，创造储备，知识的实际应用必须从中提取。”“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19世纪美国人在机械方面的独创性大大地发展了工艺艺术，这种独创性主要是建立在欧洲科学家的基本发现之上的。”([10],p.19)“如果基础研究长期被忽视，工业研制的重大进展最终将停止。”([10],p.18)
有人认为，美国在19世纪只重视技术而不重视基础科学，基础科学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才为人们所认识，这是不很确切的。根据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至迟是在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科学界已经有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一点。经过亨利等人半个世纪的努力，到19世纪末，美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已经比较协调了，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日益增多。在亨利之后，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吉布斯(Joseph Willard Gibbs)、迈克尔逊(Albert Abraham Michelson)等人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科学研究的新局面在19世纪末就已经打开，20世纪美国科学的高速发展可以从19世纪找到它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