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文说，前天(2月28日)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胡先生不知是什么事，把我带来。当天下午总裁就传见。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办。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先生马上想到你，把你请回来。

　　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我说，我先做考虑，到西安再同政治部王主任商量。胡宗南说，“不要找他们，他们只会骂娘，不懂革命。”

　　胡宗南带我到盛文的住房，叫勤务兵给我端来早餐和茶水。他说，他和盛文要去国防部开会，下午总裁还准备传见。他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要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临走时，他嘱咐我一定要把门锁好，不许任何人进来。我依言办理。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我照抄不误。

　　胡宗南对我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我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盛文说，“施政纲领”应有个帽子，他建议全称是“国军收复(或光复)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胡宗南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按照胡宗南“不要骂娘”、“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的要求，我把“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做为“施政纲领”的主旨。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等等。传单中包括“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之类唱高调、做不到的口号。当然，宣传品里也得提“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蒋主席”(军事委员会已裁撤，不再称蒋委员长及委座)。胡宗南简单看一看，要我据此补充定稿，不需送他审阅，由我直接交刘大军秘密印就，待进攻开始时广为散发。

　　3月3日上午，我随胡宗南、盛文回到西安。当晚到王石坚家。我详细告以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王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

　　1947年6月我去南京，7月筱华送我到上海乘船去美。事先与王石坚商定，筱华在南京母家分娩后，即去西安掩护他。

　　我先入美国密西根大学，旋得俄亥俄州WestemReserve大学奖学金，转入该校攻读硕士学位。我在美国没有“特殊任务”，只是顺便为王石坚主办的《新秦日报》写“旅美通讯”。

　　1947年10月初，《纽约时报》载称，国民党当局在北平、西安破获中共地下电台，抓了不少人。不久，筱华来信说，西安来人告诉她，王石坚被捕。后来得知，我们在西安住所全部衣物包括留存的西安绥靖公署信封、信笺全被搜走。筱华担心我的安全，我更担心她的安全。万没有想到，周恩来给我的“特殊任务”结束后，还会有这样的余波。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我取得硕士学位后，经唐明照介绍，在纽约一家华侨餐馆做了几个月的打杂工，这时己攒够了路费，可以回国了。但第一个目的地是香港。因在此以前，经过曲折的途径，得到以中共中央名义转来的口头指示，让陈忠经、申健和我到香港华商报找章汉夫。他俩因故暂留美，我先走。

　　4月底我从纽约坐长途汽车到旧金山，搭乘“威尔逊总统”客轮西行，航程需时两周。在甲板上看着海浪，回忆往事，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特别是王石坚被捕，我在西安的住处被搜查，而我和筱华竟都安然无事。个中原因，实在猜不透。

　　香港许多旅馆派人在码头兜揽旅客，我选住九龙房金较廉的小旅馆，随即找到华商报社。接待我的是被称为小谭的青年，他说章汉夫已离开香港，问我有何事?我告以姓名、来由及所住旅馆，请他转告负责同志派人同我联系。

　　等了一星期，没有回音，我剩下的钱已不多，卖掉英文打字机和半箱子书。又等了几天，小谭来，引我见负责同志——乔冠华。乔简单问我几句，说小谭为我代订船票，到天津后，有人持写着我姓名的牌子接。

　　小谭为我买了“湖北号”轮的统舱票，我付给他票钱。到了天津，我东张西望，没有看到写我姓名的任何标志。乘客走光，码头只剩我一人，我遂单独去北平，下榻前门外一客栈，不知该找谁。在党的领导人中，我只认识周恩来、董必武，又不知如何找。闷了两天，从报上看到蒋南翔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讲话的消息，我大喜过望，立即找南翔。阔别多年，南翔热情相待。他谈到，1941年他从重庆到延安，周恩来指示他把我的情况详细向当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汇报，陈云认真听取，要他再向康生讲(我听王石坚说过．康生是书记处书记，是他的直接领导人)。我向南翔讲了在天津扑空的事。南翔问清我住的客栈，说他马上转告李克农。我问李克农是谁?南翔说，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长，做你这项工作的都由他管。

　　第二天，一位不认识的英俊青年来找我，说他叫罗青长，接到香港电报，说我坐“湖南号”到天津，派人接，没接到。我说，坐的船是“湖北号”，错一个字，引起波折。罗让我随他走，我已付不出旅馆费，请他代付。这是我第一次用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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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安排我住弓弦胡同15号。

　　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敌伪大批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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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青长引我见李部长。李部长很亲切，请我吃饭喝酒，使我感到党的温暖。我奉准去南京，看筱华和尚未见面的儿子，把他们接到北平。

　　7月间的一天，罗青长领我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

　　周副主席谈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事先得到情报，中央作了准备。许多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全，纷纷要求毛主席离开陕北，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解放区，毛主席没有同意，从为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没有问题。毛主席还说，只要了解敌情，最危险的地方也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周副主席说，得知蒋胡军有了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他很重视，下令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三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作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便迷惑敌人。在得知胡宗南打算固守延安，不再分兵出击的情报后，毛主席同意他到真武洞公开出席祝捷大会，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还在陕北，以此拴住胡宗南，牵着他的鼻子走。

　　周恩来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作了努力。罗青长说，还有陈忠经、申健，一共三个人。周恩来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

　　周副主席还谈到王石坚。他说，王石坚被捕，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担心。这同1946年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样。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一旦蒋介石看到，下令查办，不论中统、军统，都不敢马虎。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王石坚是靠陈忠经掩护才站住脚，你结婚后住在王石坚的家，东西被搜走，这都是明摆着的事。王石坚说是利用你们，鬼才相信。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一向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有了这些线索，他们肯放手?即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怎样把王石坚要回来。

　　1949年11月5日，我收到一份请柬：

　　“国历11月6日(星期日)中午12时半洁樽候叙周恩来谨订 座设中南海勤政殿”。

　　由于我和司机不识路，到勤政殿晚了几分钟，我正想向周总理解释，总理却指着客人说，“都认识吧?”我一看，客人是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当局原派的和谈代表。张治中说：“这不是熊老弟么?你也起义了?”总理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客人们似乎有些茫然。

　　席间，总理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总理指指我，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们顿时大为惊讶。刘斐原是国防部次长，他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老打败仗。总理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不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张治中说，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的特务，如狼似虎，胡作非为，花天酒地，哪有熊老弟这样的人?总理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

　　总理说，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清楚，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党机关、部队里建立党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

　　总理向张治中说，文白先生最清楚，抗战胜利以后，毛主席去重庆，我们又诚心诚意同国民党合作和平建国，我们作了许多让步，但是蒋介石硬是要打内战，要消灭共党共军，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绝不能听之任之。毛主席早就公开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还要劝他改弦易辙，反共是自取灭亡，反攻是痴心妄想，劝他不要反动到底。我们对他还寄予期望。

　　总理又指指我说，今天向你们公开这个秘密，还有一层意思：以后要他在外交方面做些事情。你们都是熟人，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免得误会。

　　从比，我正式从“地下”转到“地上”，在周恩来的指引和领导下，踏上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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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楼 2015-12-03
朱明是谁？林伯渠夫人朱明揭发江青风流韵事后为何选择自杀？
朱明是谁？林伯渠夫人朱明揭发江青风流韵事后为何选择自杀？

朱明，一个普通革命者的化名。她一生只活了42年，但有几件事足以让世人难忘：其一，抗战之初，她以大小姐的身份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并在延安整风中以一篇《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反省教材被树为典型；其二，仰慕、追随林伯渠多年，并在1945年嫁给了这位可敬的老人；1953年写匿名信寄给江青，揭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和变节老底，被列为惊天大案，1961年被侦破后立即自杀身死。50年之后，尽管案件仍然疑点重重，但新材料还原了朱明的部分真实形象。

　　我的家庭培养我成为贵夫人

　　朱明原名王钧璧，生于1919年。她的家庭太平天国时即为官僚地主，祖上曾出过给皇家管库的官。小钧璧听父亲说过，家里大厅的柱子上曾被“长毛”砍过几刀，至今还有伤痕。到了民国初年，家境渐衰，但随着铁路的初兴，父亲又投资做大生意，结果破产更速。

　　王钧璧在母亲家长大，那是一个耕读传家的大家庭。外祖父是前清学者，舅父们多学农工医等实科，母亲和姨母接受过良好的艺术训练，每日晨起临摹《灵飞经》等法帖，平日里要抚琴吹箫，演习《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一类曲子。所谓三岁念唐诗，十二读“红楼”。

　　住在安徽乡下，也能感受军阀统治的苛酷。大户人家的女眷几乎不出门，王钧璧的母亲她们也很少看戏和旅游，购物多是让佣人到铺子里去把东西拿回来先看，选好了再买。“记得我几岁的时候母亲她们都很喜欢宝石蓝的绸缎衣裳，后来因为蓝色的阴丹士林布到处流行，她们就说宝石蓝不好看了，以后不再穿了。”

林伯渠和夫人朱明

　　言不露齿，行不露裙。王钧璧从小接受淑女的训练：吃饭要慢且不带声音。说话要轻声莺语，浅笑含蓄。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坐要端正，站要笔直。所谓大家闺秀，像梅花，像牡丹，要风骨凛然，仪态万方。听到的启蒙故事，外国的如安徒生的童话，多是讲公主、王子的奇遇，飞行船、玻璃鞋等幻想；中国的总不离帝王伟业、忠孝节义、英雄美人等等。王钧璧的家长口中，霸王虞姬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英雄美人。游玩南京胭脂井时，家长们说，梁武帝当初投井时，嫔妃也跟他下去，井水都变成红色，所以叫胭脂井，意思是说女孩子应当尽忠其夫。玩点将台，他们也大发感慨，说做人当如此英雄，至今还会不断有人凭吊……

　　家里属意王钧璧多懂女学，多读一些文艺。而她从小就心有灵犀，喜欢风格婉约的唐诗宋词，喜欢印象派的风花雪月，诸如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戴望舒的一句诗为其最爱：“月亮装饰着她的窗子，她点缀着别人的梦。”

　　“我的家庭培养我成为贵夫人，只是供少数上层统治者鉴赏而已。”朱明在延安整风中曾反省自己血液里的流毒。

　　依恋一座桥梁

　　当时南京的大学强化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经常镇压共产党活动。王钧璧的两个舅父在东南大学，他们回家常惋惜地说，学校又捕去几个共产党，都是成绩优秀分子。家里其他长辈却说，这些青年应该好好读书成名，不该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都是“亡命之徒”。豆蔻年华的王钧璧，对“笼中鸟”的生活渐生厌倦，渴望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去实现人生价值。那时，如火如荼的救亡爱国运动对她有太大的吸引力。

　　抗战爆发后，她随家人逃到四川。1938年9月，王钧璧准备动身到延安，路上没有护照，虽说是以去西北联大读书为借口，可路上关口设禁盘查，说这条路只要是青年，必须要有军政机关护照方能通行。多次交涉未果，只好回四川等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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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之初，国共合作，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度在四川广元设立八路军联络处。林伯渠就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输送知识青年到延安去。1938年11月，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代表中共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政府一届二次参政会。王钧璧通过上层关系，近距离接触到这些过去被丑化的“共匪”头子。她听人议论，林伯渠这种人是有远见的，说这话的是一批老教授；中共党内，毛泽东也称赞林伯渠“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就连国民党人也说林伯渠是社会中的卓绝人物。于是王钧璧相信了：“国民党人说坏我倒不一定相信，因为向来就认为党派有成见，彼此说坏都是夸大，说好大概是真的。”

　　1939年，王钧璧见识了林伯渠的一次演说风采。他在接见英国参赞时，大义凛然地说：“由于蒋介石将军的方向和我们不一致，他坚决要消灭我们。我们始终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为了坚持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与他进行武装斗争。”听了这一段话，王钧璧才知道大革命失败，十年内战是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所造成的，原来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好感，不知不觉在发生偏移。

　　林伯渠身上有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每天去看林主席的人非常多，有国民党的要人，有小党派人物，有地方势力派，有名流，有学者也有青年。他天天都在谈话，谈财政经济也谈考古，谈历史也谈文学；从陕甘宁边区谈到大后方，从中国谈到外国，样样都懂。我当时非常奇怪，没想到共产党里会有这样有学问的人。当时非常敬仰他的修养，以及他对待任何人都处之坦然的态度，更加强了我来延安的决心。”

　　延安已成为王钧璧心中的圣地。亲朋好友劝阻她，诸如生活艰苦，陕北冬天严寒，缺医少药，流行肺病，飞机过秦岭常常遇险等等，但千难万险已挡不住王钧璧的决心：“我一想到他能够不怕苦，他能够过秦岭，我还有什么不能呢！结果我跟他离开四川。”

　　1939年春天，王钧璧到了延安，改名朱明，就读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延安女子大学。春阳照耀的黄土高原，生机盎然，崖畔上的玉茭叶绿光闪亮，翠绿的树木，红艳的山丹丹，清亮的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一切让朱明感受到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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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44年元旦，一位郭姓主任要她去看看林伯渠。到了林伯渠住的窑洞，林首先问起她参加整风的情形，然后说：“你有一些进步，但还不够明确，仍旧要好好整风。”

　　朱明说：“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常常总是从你出发，而不是从党出发。比如我去年种了20棵西红柿，本来我只是当作种花一样地种，每天去浇一点水，看看它，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完全是种悠闲心情，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来我一看到你写的《农村十日》，尤其是你问农民：‘粪怎样上，土怎样翻？’农民很奇怪地问你：‘你是主席，为什么还要管这些事情？’你就说：‘我为什么不问呢？’‘你们劳动人民是创造世界的人，我应该向你们学习。我为什么不要劳动呢？’从此我才对西红柿产生了感情，才愿意浇粪。”朱明还进一步表白：“现在我能够觉悟到要求改造自己，主要是由于党的教育，尤其是整风。但是，和你几年来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这番话林伯渠肯定乐意听，但他还是引导她：“你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现在你不要再这样了，应该一切从党出发。”还说：“我仅仅是你走向革命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巩固你自己的阵地，不要老是留恋桥梁。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巩固和党的关系，一切都是空的。”

　　也许彼此都表明了心迹。

　　春风送暖入乌延

　　1945年边区举行第三届参议员选举，林伯渠高票当选。3月28日（农历2月15日），当他晋六十大寿时，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人亲临祝贺。朱德、周恩来、张闻天还送了贺联，联语是：“鹤发童颜，老当益壮”。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祝词是：“景运及三边，喜四野回春，生产声中宏教养；寿星辉六甲，正百花生日，艳阳天里竞嵩呼。”

　　林伯渠在答谢词中说：“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他还作了一首《六十自寿》诗，诗云：

　　我惭祖逖着先鞭，视息人间六十年。

　　不惯装腔作样子，相从奋斗赞时贤。

　　握等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

　　战胜层冰与烈日，春风送暖入乌延。

　　26岁的朱明送给恩师和引路人最好的礼物，是婚姻和真诚的爱情。新婚过后，朱明很快被分配到了晋绥解放区从事宣教工作。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林伯渠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离开延安。彭德怀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指挥西北解放军，很快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重大胜利。当时，边区政府组织庆功犒劳等一系列活动，林伯渠只得卧床指挥，拟写贺词，却不能亲自参与。其时，他的痔疾严重，坐褥常被脓血所污，为此，边区政府办公厅提议，才把朱明从晋绥解放区调回陕北，以便照料。从此，朱明才朝夕伴陪着林伯渠。

　　林老的拐杖与影子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新中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主持大会，他以宏亮的声音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军乐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秘书长日理万机。林伯渠直接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是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联系的中枢神经。六十多岁的林伯渠积劳成疾，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仍坚持到各地视察，曾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视察东北边疆，又到过广东、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还访问过蒙古人民共和国。夫人朱明始终伴随着他，成为他的拐杖和影子。

　　1959年7月1日江西庐山，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74岁的林伯渠以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带着朱明住进河东路251号别墅。此前，朱明陪他在全国各地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冒进和浮夸的风气令他深感不安。尽管他对领袖的忠诚早已交出自己的思考，行动上也总是与毛保持一致，但“庐山会议”还是在他心上落下片片阴影。７月13日，他在《庐山即景》诗中写道：

　　五老峰头气象新，居高临下一身轻。

　　空中蝴蝶迷茫梦，大计熟筹问耦耕。

　　花木怡然属自我，阴阳终古影乾坤。

　　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做结论。

　　“空中蝴蝶迷茫梦”句，用了庄周梦蝶的典故，委婉地批评了脱离实际的浮夸现象；而“大计熟筹问耦耕”、“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做结论”等句子，更是直截了当说出内心的隐忧。

　　庐山会议以后，林伯渠明显地衰老了。他爱听戏，尤其是豫剧。1959年10月初的一天，有关方面安排邯郸东风剧团豫剧小演员胡小凤和一群同学到林伯渠家汇报演出。那天林伯渠格外高兴，中午，他和朱明设家宴招待孩子们。饭菜丰盛，胡小凤对莲子汤的记忆尤其深。那年冬天，朱明还以林老的名义给那群女孩子寄去纱巾。

　　有人布置追查笔迹

　　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不幸去世。那群演员赶到林老家吊唁，悲戚中的朱明并未怠慢这群特殊的小朋友。她对他们说：“林老身体本来不太好，在天安门上站的时间长了，有些支持不住，让他下来，他不肯。仍坚持着，结果身体再也顶不住了。”朱明还领孩子们参观林老简朴的卧室，里边有张硬板床。朱明说，林老从战争年代过来，睡硬板床已成习惯。

　　宋庆龄在当年6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很伤心地告诉你，原陕甘宁主席林老，上个月二十九日去世了。他患有心脏病，现埋葬在这里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看到他的妻子一路上用虚弱的双手捧着他的骨灰盒，而我们在后面走着，这情景真是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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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丈夫逝世的悲痛后，朱明的情绪渐渐平复。

　　1961年2月，朱明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想去南方休假，在等候通知的时候，她开始整理林伯渠遗物。她将夫君多年珍藏的一批古钱币，以及何叔衡送的毛衣等珍贵文物，悉数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收藏。这次南方之行，她开始走出悲苦的心境。据张宝昌说：

　　1961年，朱明从南方休养回来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她家，谈的还是伙食问题。而朱明讲的，已不是单一的伙食问题了，她说：“这次我去南方，时间较长，吃、睡不错，身体好多了。最近，想着手整理林老的诗稿、书信、文章、讲话等资料，如果中央同意能部分出版的话，最好。如不同意，也没关系，先整理再说。做这件事，可能要请帮手，也会很辛苦的，所以我要吃得比过去好些。钱的问题，我有，不用操心。”

　　她这出人意料的反应，与去南方前悲哀凄苦的状态截然不同，这种爽朗、轻松、无所谓的态度，大大超出了慰恤哀伤情绪的范围。根据陪她外出的工作人员及有关地方部门反映，她在南方休养期间，爱看一些内部电影、精美画报；经常参加舞会、聚餐；商店逛得也较频繁……各种迹象表明：她又变了，变得有些惊人。（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林伯渠夫人朱明：不可思议的自杀》，《文史参考》2010年8期。）

　　就在此期间，她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或许正是反映林伯渠纪念文集的出版问题。但她没料到，有人早就布置追查这信上的笔迹……

　　沉冤终于得雪

　　事情要回到7年前。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与夫人江青到杭州，在西湖边上住了70多天。毛泽东于1954年3月14日离开后，江青继续滞留杭州。3月下旬，她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看信后，异常恼怒。信中写的是她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事和被捕变节的问题，举证清楚具体。据此判断，写信人知道江青的过去，也深知党内上层的情况。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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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青的催迫下，并得到某种默许后，公安部开始着手调查，这一事件被列为“18号案”。据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回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会议确定，“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

　　王芳披露，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与原来的匿名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王芳又说，到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一伙以此事把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对林伯渠散布一些流言蜚语。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实当初这件事的影响只在极小的范围，平反昭雪也就鲜为人知。就是198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林伯渠传》，在介绍林伯渠的婚姻中，朱明也仅在1946年出现过一次。

　　“一滴终须归大海，几人到此悟平生”，这是林伯渠的两句诗。也许朱明的自杀，冥冥中也有追随夫君的意味？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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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楼 2015-12-03
项英杀妻真相 项英夫人真正死因：被康生秘密处死
项英杀妻真相 项英夫人真正死因：被康生秘密处死

项苏云回忆说，在此之后的各种材料，都显示母亲离开父亲后下落不明。而正是这“下落不明”四个字，引发了好事之徒的揣测。包括项英杀妻的传说，也是由此而起。但关于母亲真正的下落，项苏云在70多岁的时候，突然得到了一些线索。 项苏云：这个下落不明的这个问题就一直就，那既然这么些年下落不明，那这个人就不会存在了嘛。就完了嘛，最近呢，听到了一点事，听到了一点什么，这也是通过偶然，人家访问另外一个公安部的一个老同志的时候。 他在延安参加了一个审判的这个托派的案子里头，他说曾经审判里头，他听说一男两女，有一个女的是项英的夫人，他说怎么说她是托派？他就说这个1938年的时候，说她是托派。说后来以后呢，在延安就把她处死了，这是我最近刚听到的消息。就说我母亲死是肯定的，但是，是我们内部处理死的，是谁下的命令呢，说是康生。(来自凤凰网）

张亮，女。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指挥家、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战士项英之妻。因有出卖瞿秋白同志的嫌疑被项英同志在盛怒之下枪毙，从此背上了“可耻叛徒”的黑锅沉冤于世。直到解放后张亮同志才能才沉冤得雪。

曾是中国共 产党第二任领袖的瞿秋白，于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西部的罗汉岭脚下从容就义。瞿秋白的牺牲在党内引起巨大的悲痛，同时让人们疑惑：瞿秋白被捕后的头两个月，并没有暴露身份，后来是谁出卖了他？当时与瞿秋白一同突围的4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敌人包围后，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不存在嫌疑。只有张亮与周月林这两位女同志，她们与瞿秋白一道被俘，一起关押。两个多月后，瞿秋白的身份被敌人知悉，屡次劝降不成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而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3年后被释放。

“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不但一般人认为，就是张亮的丈夫项英，也这样认定，因而在怒不可遏的情况下，一枪击毙了自己的妻子。1938年5月，被保释出狱的张亮，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跋涉，辗转来到了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面对分别3年多的妻子项英语气严厉地说：“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张亮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气急之下有些结巴地回道：“怎、怎么可能?我、我……”怒气填胸的项英，看见张亮这副紧张失措的模样，心头的疑惑似乎得到证实，他拔出手枪推弹上膛，将满身行尘的张亮击倒在地。项英杀妻一事，当时并未受到追究。张亮就这么死在丈夫的枪口下，而且背着“可耻叛徒”的黑锅沉冤于世。

项英杀妻真相 项英夫人真正死因：被康生秘密处死

女部长以“叛徒”之名被捕。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的遗骸从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向中央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专案小组。因为张亮1938年在皖南被项英击毙，专案小组把目光对准周月林。周月林1922 年曾被党组织派往苏联海参崴党校学习，1931年9月回国来到瑞金，几年后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妇女部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周月林的丈夫留下来协助项英、陈毅的工作，周月林也随同留下来。主力红军前脚离开中央苏区，敌军就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腹地推进。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留下来的16000余人，被敌人层层围困。中央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患肺病的瞿秋白和年过60的何叔衡离开瑞金，突围出去。同行的还有邓子恢，已经怀孕的项英之妻张亮和周月林。8天之后，这支小队伍到达长汀县四都，在汤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行至梅坑，被敌人发现包围。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走，瞿秋白与张亮、周月林同时被俘。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将周月林逮捕。被关押了10年后，直到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鉴于“罪行重大”，她刑满后继续被关押在狱。

谁是真正的叛徒？几十年来，周月林一直思索：到底是谁暴露了“林祺祥”的真实身份。1935年2月17日，周月林等人偕同瞿秋白在汤屋碰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万永诚让瞿秋白等人扮成被俘的红军，由穿上国民党军服的军区特务连一个排，“押送”着走出了敌人的封锁线。2月21日，他们进入了上杭县的梅坑。半夜村口忽然响起了枪声，排长传令战士们截住敌人，要瞿秋白等人赶紧向村后的山上撤。瞿秋白等人登上这座山头，才知道陷入了绝境。望着背面陡峭的山势，不知谁喊了一句“滚下去吧”，人们没有犹豫，都双手抱头地朝山下滚去。滚到了山脚下的周月林，张目四望寻找伙伴，看见了跌坐在乱草中的瞿秋白。两人走不多远，又发现了张亮。3人走下山脚，打算在草丛中隐藏起来，却被抄过来的敌人抓住。3个人偷偷地商议了应对敌人审讯的办法。周月林假称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当护士的。张亮则自称周莲玉，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瞿秋白叫林祺祥，有病来上杭疗养，被红军抓去不到一个月。翌日上午，敌人在营部对他们加以审问，3人按照商议好的应对，没有露出破绽，敌人只对他们加以一般的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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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瞿秋白以“林祺祥”的名字写信寄往上海，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时上杭县城有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看中了张亮的人品，也不嫌她怀有身孕，欲娶为妻室，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周月林也逢上了一个机会，因她自供给红军当过护士，恰好有一个李营长的堂弟媳妇将要分娩，周便被保出去护理产妇。想不到两个月后，她们又同时被敌人抓到上杭监狱，直到审讯的时候她们才得知，敌人已发现了瞿秋白的身份，将他转押长汀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了。其实真正出卖瞿秋自的是另一个女人——万永诚的妻子徐氏。2月21日，瞿秋白等人遇到万永诚，徐氏知道其中有瞿秋白。4月10日，万永诚指挥人们在山里与敌周旋，坚持了两天，最后在战斗中牺牲，万妻被俘，熬不过酷刑，供出了瞿秋白曾在汤屋住了两晚，然后向上杭水田镇赶去的情况。敌人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不费力地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有气质特征的瞿秋白，为进一步证实，又让被俘的、曾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在暗处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共 产党的前“魁首”瞿秋白。张亮、周月林与瞿秋白同行，敌人判断她们也非一般人，遂对重新收监的张、周二人加以严审。最后，上杭国民党当局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对张亮、周月林各判处10年徒刑。 沉冤终于昭雪 在国民党龙岩监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了一个男孩，两人带着这个孩子，在铁窗里艰难地熬过了3个春秋。1938年5月的一天，周月林突然得到通知，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原来，周月林丈夫的故人陈士明，时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他利用国共业已合作、保释共 产党人方便得多的有利时机，疏通关系，将周月林、张亮两人保释出狱，并资助她俩离开闽南。出狱的周月林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党的组织。可是过去的老关系早已中断，茫茫人海中她无法寻觅，迫于生计，周月林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周月林过着平凡的生活，命运却洞开了厄难的大门，1955年8月24日，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到了她的手上。20多年的服刑生涯，并没有使周月林精神崩溃。她在劳改农场提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申诉。有关部门根据申诉进行了认真核查。结果，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力证据，推翻了原来的“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至此，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出卖瞿秋白的叛徒首先是万永诚的妻子，再一个就是郑大鹏。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1980 年3月，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了离休手续。

 
美女与水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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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楼 2015-12-03
左权夫人刘志兰简介 左权殉国前给妻子最后的信
左权夫人刘志兰简介 左权殉国前给妻子最后的信

左权在写给妻子最后的信中写道：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敌人又自本区开始扫荡，明日准备搬家了。

　　左权家书第一封(1940年11月12日)

　　“有不少同志很惊奇我俩能够分别，你真的去延安了，本来分别是痛苦的，但为了工作，为了进步，为了于党有益，分别也就没有什么了。分别后不免相互怀念着，聪敏活泼的太北小家伙很远的离开，长久的不能看到她，当然更增加我的思念。”

　　左权家书第四封(1941年9月24日)

　　“时刻想着如果有你及太北和我在一块，能够听到太北叫爸爸妈妈的亲恳声音，能够牵着她走走，抱着她玩玩，闹着她笑，打着她哭一哭真是太快乐了。可是我的最亲爱的人恰在千里之外。空想一顿以后，只得把照片摆出来一一望着。”

　　左权家书第十一封(1942年5月22日)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我虽然如此爱太北，但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必要之行动为原则。

左权与夫人刘志兰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敌人又自本区开始扫荡，明日准备搬家了。”

　　知识链接：

　　1.刘志兰简介

　　刘志兰生于1917年，北京人，左权将军之妻，北师大女附中高才生，当时与浦安修(彭德怀夫人)、叶群(林彪夫人)并称“延安三美”。

　　2.彭德怀哭左权

　　左权将军的牺牲，是八路军的一大损失，当时中央领导知道这个消息后，都非常悲痛，因为左权被认为是党内难得的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和优秀指挥员，而且一向为人热忱，对同志、对朋友总是倾力相助，有着极高的威望。

　　彭德怀很少流泪，知道左权牺牲的消息后悲痛至极，泣不成声。当时他的泪水和呼唤一起放出来：“左权！左权！你不能死喽……”后来过了很久，彭德怀一直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在《左权同志碑志》中这样写道：“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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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啪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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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楼 2015-12-03
彭真曾为夫人张洁清留2颗子弹 以便其出事时自杀
彭真曾为夫人张洁清留2颗子弹 以便其出事时自杀

彭真(1902年10月12日——1997年4月26日)，男，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人。1922年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1937年改名彭真。 大革命时期，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二部（区）委、一部（区）委、三部（区）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职工运动委员，在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 1923年，在太原主办以工人为主要学员的成人夜校，参与组织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和成立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 1924年，参与筹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展国共合作工作，同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员的活动进行斗争，并参加领导成立了太原和山西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年，指导成立山西工人联合会和太原总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和各界民众反对阎锡山强征房屋估价税的斗争，五卅惨案后发动山西各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在石家庄领导恢复正太铁路总工会，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 1926年，作为正太铁路总工会代表出席在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先后组织领导了石家庄和天津的纱厂工人斗争。

轩辕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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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楼 2015-12-03
84年中英谈判邓小平说中国人穷但打仗不怕死 吓楞撒切尔夫人
84年中英谈判邓小平说中国人穷但打仗不怕死 吓楞撒切尔夫人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张祥揭秘重大历史瞬间背后的趣闻轶事：

他曾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以清华硕士的身份读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曾多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或接待国宾，亲历一幕幕历史性的时刻；他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对外贸易人才，参与引进众多影响至今的项目，更清晰地洞察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他就是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张祥。

而近期，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的他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的身份开设起了网络课程，把原本“高大上”的外交工作带进课堂。本报记者专访张祥，听他讲述国际高层谈判背后的趣闻轶事，以及那些足以记入史册的重要瞬间。

小平“吓倒”撒切尔

广州日报：您曾长期从事外事工作，能不能分享一些比较难忘的故事？

张祥：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同志。那是为了香港问题举行的中英谈判。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谈判刚开始时盛气凌人，表示可以把香港的主权还给中国，但管理权还是英国的，她的意思，“如果离开英国的管理，香港就乱了”。

小平同志不慌不忙，但口气异常坚决，从开始就表达了“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的态度。就在撒切尔还在不停地说，甚至以“考虑非和平的方式保留香港”相威胁的时候，小平同志突然又讲了一句话，让撒切尔脸色都变了——

“中国人穷是穷了一点，但打仗是不怕死的！”

当时在场的不少人都听到了，撒切尔夫人愣了很长一段时间。退场的时候，神情还有点恍惚。所以才有了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跌了一跤的故事。

广州日报：什么让您记忆比较深刻？

张祥：吴仪副总理去美国谈判，我也在这个代表团里。和我们谈的是美国商务部，当时两国在贸易上摩擦不少。

按照外事流程，我们先到了。不一会儿，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务卿来了，非常随意地把文件夹往桌子上一扔，来了句“没想到我们竟然和小偷来谈判了”。

我们很吃惊，一个美国高级外交官怎么能说这种话？！吴仪同志听了，拍着桌子站起来就讲，“今天是小偷和强盗的谈判，我们很荣幸”。然后又和在场的人士说：“大家一会儿会后去美国的博物馆看看，有多少东西是从中国抢来的！”

她这么一说，这位美国高官立即道歉。第二天，全美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消息，吴仪的形象传遍全球。

德国车来分蛋糕

广州日报：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重大工程和项目的引进您也参与其中，比如我国的汽车合资工业，很多人都不解，为何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是德国车，而非美系或日系的？

张祥：当时我国的汽车工业处于刚起步阶段，对最终引进德国车，更多的来自于文化的差异上。

因为当时我们政府审批程序还比较多，而且中国人做事，讲求“四平八稳”。但这些在外国人看来就需要“等”。比如，最早跑来想要和我们合作的除了美、德、日，还有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结果他们就很着急，没有耐性。法国人认为，dancing（跳舞）或许还更重要一点。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来谈的外商逐渐走了。这时候就看出来德国人性格中的优点。他们比较严谨、同时也很有耐性，为了做成一件事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德国人对质量有极高的追求，综合下来，这份改革开放后的“大蛋糕”就被德国人拿下了。

广州日报：在外事谈判中，我们从中吸取了哪些经验和教训？

张祥：我参与谈判上海建造第一条地铁项目，我当时担任上海外经贸委副主任。当时来谈的外商都愿意给我们提供贷款，但怎么跟他们谈贷款还是有学问的。比如，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借哪一个国家的钱，就买哪个国家的设备。比如，我们从德国借的钱，就必须买德国的地铁设备。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就是给予外商很大“钻空子”的空间，比如，他可以用很优惠的贷款条件吸引你，完事儿了再把设备的价格抬上去，一来二去，钱还是回到他手里了。

我当时就提出来，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应该贷款、商务全部分开谈。好在后来我们也慢慢改善了。

中美教育各有所长

广州日报：您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能否谈谈人才培养？

张祥：我是在中美两种教育体系中滚过的人。美国教育像一盆水，泼出去后，大部分都能洒到。所以美国学生知识面宽，但教育深度有限。

而前苏联式教育培养的学生，就像打井，井可以打得深，但毕竟开口太小，到一定深度就很难继续下去，苏联教育可以培养非常专业的人才，但因为基础较窄，学到一定程度难以有更大突破。美国教育对专业看得不是很重，如果本科读工程，研究生可以转金融，苏联教育则更讲究专业。中国的教育体系受到苏联的影响比较大，重分数，重专业，忽视了基本人文知识的学习。

广州日报：您推出《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谈判》这一网络课程，主要原因是什么？

张祥：当前世界各国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更是文化、意识形态等软实力的竞争，但我们在包括国际商务活动在内的国际交往中，并没有掌握与经济实力相当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