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绍辉副总长从北京给韩练成打来电话：“周总理给叶帅、给我都打了招呼，让我们跟下面交待，要对你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周总理的保护，使正在降临韩练成身边的危机得以化解。

　　1974年4月初，韩练成在自家小院里一边饮茶，一边浏览报纸。忽见人民日报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报道：《蒋介石死了》。韩练成让警卫员拿来茅台酒，斟满酒杯，双手擎起，遥对蓝天：“校长，走好。”慢慢把酒洒在地上。他从1942年追随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后，就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彻底转到蒋介石的对立面。他祭奠的是“校长”的知遇之恩，但他更忠实于终身追求的革命理想。

　　1975年l月，韩练成作为解放军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前，他接到兰州军区要他到兰州参加重要会议的通知，到兰州后才被告知经中共中央多次讨论确定为四届人大代表，没有选举过程，也没有公布名单。韩练成和人大代表们从各地秘密集中、秘密进京、秘密开会，这极不正常，好在会议期间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许多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人又以代表身份重返政治舞台。

　　3月下旬，返回临潼不久的韩练成又被通知到北京出席释放最后一批在押国民党战犯的仪式。他在会前碰到已于1959年12月首批释放的原国民党战犯宋希濂、杜聿明，两人此时已是全国政协委员。

　　韩练成主动打招呼：“本想明天在会场上见，没想到今天就碰到了。”杜聿明抱歉地问：“练成兄，我在老蒋面前告你，说你是共产党，这么多年你不记恨我？”宋希濂说：“光亭和我常谈起这个话题。我的看法是你还真没有恨过他。”韩练成反问：“何以见得？

　　杜聿明回答：“我们被关押的时候，没人要我交代这件事，也没人让我为这事作检讨。我想，你可能从来就没对任何人说起过。”

　　韩练成哈哈一笑：“知我者光亭、荫国也！作为军人，你们战败、被俘已经很痛苦了，我怎么会落井下石呢？”杜聿明一脸歉疚：“我有好几次想当面向你道歉。”韩练成爽朗地说：“道什么歉哪？都过去了，再不要去想它了。当年你我是政治斗争，又不是个人恩怨。再说，你也没说错呀，我就是个共产党嘛！”

　　宋希濂告诉他：“你跑了以后，何应钦去向校长报告，校长气得把杯子都摔了！但他一句都没有骂你，反而大骂何应钦，说都是他们把你逼走的。”

　　韩练成说：“从个人角度讲，我有负于校长的知遇之恩……”

　　杜聿明接着说：“文白(张治中)先生曾对我谈到过你，他起初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会跟共产党走？你是校长最信任的‘白袍将军’啊！他问过周总理，总理的解说很简单——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韩练成感叹道：“只可惜张老师去世得早，校长也在去年过世了。独立、民主、统一、富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提出的奋斗目标，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一致认同。我想，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校长也一定会向这个方向靠拢的，如果可以在他们在世时重开和谈，再搞一次国共合作，多好啊！”

　　宋希濂问道：“练成兄，你说实的，能用和谈的方式解放台湾吗？”

　　韩练成回答：“解放台湾，从根本上讲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应该政治解决，和谈优于动武。台湾问题，是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抓的。其谋、其略绝不在中美关系改善、中日关系正常化之下。此等军、国大事，绝关系不是几个戴眼镜的造反派能染指，更不是他们能左右的。”

　　1960年获得特赦的原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长官李仙洲也出席了特赦仪式，李在特赦后曾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总理问李有什么要求。李提出了存疑心中20多年的问题：“莱芜之战，为什么我率6万大军杀不出一条路，韩练成却能只身突出解放军重围呢？”周总理笑了笑：“韩练成同志就在北京，你们可见面嘛。”

　　这次两人同时出席特赦仪式，在身穿解放军军装的韩练成将军面前，李仙洲没有重提心中的存疑，他早已明白了一切。

　　1978年2月，韩练成作为军队特邀委员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从1978年2月第一次会议到1982年12月第五次会议期间，他遍访政协、人大的老朋友，心情格外舒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安排他与港澳老友刘靖基、何贤、费彝民重逢，更令他感到十分难得。

　　在此前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向韩练成发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问询，韩练成无意复出，以诗词代言寄达叶帅。

　　韩练成多次对儿女袒露心迹：自己决不是意志衰退或假装谦虚，谁都有三昏四迷七十二个不知道的时候，更何况老了，怎么能保证不犯糊涂，不出错？如果再有点权，再少点监督，还不捅大乱子？

　　1980年5月，韩练成由临潼迁居西安，在儿子的协助下，为党史研究部门提供亲历史料。

　　韩练成告诉儿子：你要记住，老子这一生不过是棋盘上的一颗子，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尤其是在国军的那一段，那只是隐在大人物身影后面的一个小人物，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借大人物的手，也就是韩非子一贯强调的、大人物独有的“法、术、势”之中的“势”，微微牵动了一点点历史的轨迹。假如你是一个参谋，能不显山、不露水地让统帅跟着你的思路走，并把你的建议化作他自己的决心，你才能算是一个好的参谋。我在蒋介石身边，是一个合格的好参谋，但我也是一个把他引向失败的坏参谋。千秋功过，历史已经做了结论，还要留给后人评说。

　　1983年6月，韩练成出席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委员。中央军委将他的行政级别调整为大军区正职待遇。这时，他的身体已经日渐衰弱。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期间，他以录音形式留下《后事遗言》：

　　我死后，用最简单、最节约的办法办理丧事。遗体洗干净，用白布裹起，送去烧掉。已故妻子汪萍同志的骨灰，这次连同我的遗体一起烧掉。骨灰全由火葬场处理，不再装殓。免去那些丧事仪式，如遗体告别、追悼会、骨灰安放等等。这件事对我来说，只能是个人虚荣、公家浪费，对社会没有其它积极意义。工作忙的子女，不要请假奔丧，农村的亲戚也不要通知，不要干扰领导和所有生前友好。

　　作为共产党员，几十年来，不论是在党外的时候，还是入党以后，党要我做的事，全都做到了，可以说毫无遗憾地、安详地闭上眼睛。我生前没有个人打算，死后也没有放心不下的事情。唯一愿望：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团结、幸福。

　　10月，韩练成在病榻上给儿子寄去最后一首词。

　　《水调歌头·九日随笔》

　　春去我心乱，秋去我心伤。一年能几佳节，风雨又重阳。欲醉不胜酒力，欲睡不堪虫语，欲哭太轻狂。生意只今尽，不分菊花黄。力先尽，时已逝，意难忘。多愁兼又多病，老至惜年光。愁也无人能解，病也无人可说，死也自家当。赢得一“愚”字，浮想费思量。

　　1984年2月27日，韩练成弥留之际，曾在莱芜战场担任联络官的杨斯德来到医院探望，趴在耳边喊道：“军长，我来看你了。”只见他的眼皮动了动，却没能听到回答。当天傍晚，韩练成结束了他75年的军旅人生。(全文完)

　　(本文作者为韩练成将军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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