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昌国
 
     苗族服饰刺绣图案及剪纸中，我们经常见到一个似牛非牛，象狗非狗，似羊非羊，象鸟非鸟，似虎非虎，象狮非狮的“四不象”形象。有的双目炯炯，赫然有神，鼻梁凸出；首部有一双弯曲的兽角或足，其弯曲的方向似无定制，或内勾似羊角，或外曲似牛角；巨嘴大张，利齿如锯，嘴略弯曲内勾，或嘴巴紧锁。有的则作正面盘踞状，身躯拱起，头着地或水云气，两边有一对利爪，象狗爪或虎爪。有的两侧有一对飞翼。与商周青铜器所镂刻的饕餮兽面纹饰，以及先秦古籍关系于饕餮的形象如出一源；只是风格上前者怪异可爱而后者却狰狞恐怖罢了。

    苗家妇女世居深山，目不识丁，其刺绣和剪纸中的“四不象”与中原上古纹饰如此相合，不是没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

   饕餮，是苗族先民的一项伟大创造，是其先祖蚩尤、驩兜、盘瓠的综合象征，因而史籍所载的饕餮才大多与苗族的先民三苗族及其祖先蚩尤、驩兜、盘瓠有密切关系。

  《左传·文十八年》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贷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报，不分孤寡，不恤贫匮。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机、饕餮、投谐四裔，以[]魑魅”。杨伯峻注说：“或以饕餮当《尚书》之三苗。”

   《史记·五帝本纪》孔安国注云：“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左传·昭公九年》孔颖达疏：“先儒皆以为……饕餮、三苗也。”可见饕餮正如先秦文献将共工称为“穷奇”、鲧称为：“祷机”、称驩兜为“浑敦”一样，原来不过是华夏部族对三苗族德行的一种诋毁性称号[1]。

   到了《神异经·西荒经》中，饕餮在神话思维的笔下就衍化成了半人半兽的组合怪物：“西方荒中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飞，为人饕餮，淫逸无理，名曰苗民”；“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强者夺老弱，畏群而击单。名曰饕餮”；“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

   《山海经·北山经》亦说：“钩吾之山……的兽焉，其状羊身而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是食人。”敦璞注言：“为物贪琳，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左传》所谓饕餮是也”。

   形象虽略有不同，但却被赋予了贪婪残忍的本性。难怪敦沫若《彝器形象试探》坚信“古盖有此神话，而今失传”罢了。

   饕餮由原来对三苗族的一个形容性称号，到神话中附以半人半兽的形象，终于成为一个具有贪婪凶残本性的组合怪物的过程，凝聚浓缩着一部悲剧，一段血雨腥风的征战史。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相比。”事实正是这样：从《尚书·吕刑》“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辟于罚，乃绝厥世”；从《尚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从《尚书·尧典》“放驩兜于崇山”；从《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从《诗经·殷武》“达彼殷武，奋发荆楚”；到陕西扶风出土周恭王史墙盘书“宏鲁昭王，广笞荆楚”，到《山海经·海外南经》“帝（尧）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征伐围剿有苗、荆楚乃至“苗的楚国”[2]，几可说是“史无绝书。”

    在以掠夺战争为“经常职业”的“英雄时代”，伴随三苗族形成、发展、消减的是残酷、野蛮、屈辱的血与火。在华夏部族眼里，它们是“非我族类”的“回凶”、“顽苗”、“蠢尔荆蛮”。所以与部落军事集团的战争失败相伴随的还有精神上的鞭挞和奴役。

   “[]义奸究，夺攘矫虔”。[3]“蛮类猾夏，淫逸无理”。[4]“春尔荆蛮，大邦为雠”。[5]

     甚至在“苗的楚国”已发展成为雄锯南方，问鼎中原的泱泱大国时，苗蛮仍被视为“其心必异”的蛮夷，用孟轲的话来讲是语言特殊深奥难懂的“[]舌之人”[6]于是有人据此认为华夏部落把所有的嫉恶与诋毁，所有的屈辱与忧郁都最后地浓缩凝固于那张狰狞而凄惨，威严而又凶悍不屈的组合型纹饰造型之中。

   实际上，蚩尤著像的产生，导源于一个惊心动魄的野蛮悲壮史实：[7]

    《太平御览》卷78引《龙鱼河图》说：“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天遗玄女下授黄帝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殁后，天下复乱不宁，黄帝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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