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澄清是20世纪50-70年代主流文学的典型性高端作家。所谓典型性高端作家，就是最具有那个时代主流文学气质、特征，并具有一定文学影响的作家。由于意识形态的严格要求和规训，这类作家总是充满激情地寻求自我和时代的共鸣，最大程度将自己的感受溶入时代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之中。或者说，这类作家对“自我”这个词根本就无法接受，他们具有一种近乎天赋性的才华，能够压抑自己，并将自己的生活体验无间隔地转化为意识形态的象征系统。这正如贺敬之区分“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一样。他们能够使“小我”变成“大我”。这种转化的能力也许和这类作家经历及其心理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从文学上看，这种主流高端作家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在意识形态严格限制之下，他们达到了他们所能够达到的美感，并在他所属的那个时代获得巨大的成功。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完全忽略这种美感。郭澄清就属于这类作家。

郭澄清是5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大体上可以算作是1949以后的作家。在六十年代郭澄清便已经成为文坛上令人瞩目的青年小说家了。在文革前，他已经出版短篇集4部。当时全国性的短篇小说选集几乎没有不选他的小说的。据吴开晋回忆，1965年11月，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团中央、文化部召开“全国青年作家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郭澄清与李准、浩然、胡万春、王汶石、茹志鹃等7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受到大会的表彰。[1]他的《社迷》、《社迷传》、《黑掌柜》等受到广泛的好评。《黑掌柜》被复旦大学出版的《文学写作》（胡裕树主编，1985年）列为范文。1975年郭澄清发表的长篇小说《大刀记》是文革后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佼佼者，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当时全国许多电台播放《大刀记》。即使在今天，《大刀记》仍然在许多人的心中存有深刻的印记。

郭澄清擅长于乡村题材的写作。在50-60年代，书写乡村生活最具有影响的是两大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群，一是柳青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赵树理等山西山药蛋派作家群，以民间和传统文艺为资源，以社会某一时段的焦点问题为归依，其创作常常触及社会问题。赵树理创作的直接灵感往往来自于他在基层工作遇到的实际问题。这种问题意识决定了他们的书写对象，他们虽然也愿意书写新时代新事物、先进人物，甚至也能够创造出饱满的性格，如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但是，他们无法回避“中间人物”，甚至落后人物。既然喜欢触及问题，就必然关注问题人物。同时，这里面似乎也潜藏着他们对乡村日常生活、风俗人情的浓厚的审美兴趣。只有进入这种领域，他们的才华才能充分地展示出来。他们几乎是刻意追求能够满足普通民众审美心理的文体形式，将民间文艺和古典白话通俗小说看作是更具有价值的文体。因而，赵树理等山药蛋作家在当时是公认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典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文学旨趣往往无法到达日益激进化的文学精神所要达到的指标。

柳青、王汶石为代表的陕西作家，其艺术资源和新文学传统有关，和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尤其是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有关，但是，他们已经完全抛弃了批判意识，只是昂扬着一种宏大叙事的强烈欲望。这种现实主义实际上是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创作往往把笔力集中在时代精神的前端，并以此作为观察生活、理解事物的基本原则。这种宏大叙事有两种不同的方式：1，编织复杂的无所不包的现实图案，以一种广度和深度照亮“历史规律”。这几乎是长篇小说所追求的唯一的最高境界。当时人们用“史诗性”评价《创业史》，是对这部作品的最高肯定，而更资深的赵树理的《三里湾》却没有获得这样的荣誉。河北作家孙犁似乎存在着类似赵树理的情况。他的《铁木前传》，也触及到新现实之下的日常生活及其伦理变动，诸如贫富分化/阶级分化等，但是，他对往昔岁月怀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感，这种裹挟着比较强烈的个人体验的抒情小说，无法避免地缺少一种宏大的历史气魄。所以《铁木前传》无法获得当时文坛的更高评价，倒是为80年代的再阐释提供了可能性。2，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将普通而琐细的日常生活进行提纯，即所谓“典型化”加工，让普通的日常生活和人物折射整个时代精神的动向，以达到最高的“典型性”境界。尽管这种叙述方式与严格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有隔阂，但是，这无疑是短篇小说进行宏大叙事的最好方式。茹志鹃、王汶石在这方面显示了他们的长处。这是中国文学历来强调的历史使命感的高额呈现。只要历史正确，文学价值就毋庸置疑。因此，他们对现实更敏锐，更喜欢思考，着意寻求时代动向和变革，和赵树理等山西作家比较，他们喜欢新时代与新事物，并擅长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创业史》的成就之一就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人物。

在郭澄清的成长过程中，这两大作家群左右着整个小说创作审美趣味，因而也对他构成了重要影响。他的小说的审美构成就是在这样两种风格的影响下完成的。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显示出这两大作家群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二

就叙述内容而言，他倾向于陕西作家群体。立足于日常性乡土生活，根植于泥土之中，但是，对于长久积淀的乡土习俗、人情世态却表现出非常慎重的态度，他并不如山西作家那样沉入带有相当的个人色彩的传统、民俗之中，而是不断净化、提纯，只有那些传统习俗、美德与新现实要求完全吻合的时候，他才能打开大门将它们置于自己的审美意识之中，否则，就会永远压抑在无意识之中。所以，他不触及问题，也不“干预生活”，甚至连由后进变先进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过。但是，他似乎对宏大叙事缺乏兴趣或能力，也许是因为他过于朴实，无法将现实图景充分纳入一个巨大的历史框架或规律之中，并没有进行长篇写作。他后来《大刀记》走的是传统通俗白话小说的路子。他似乎更像王汶石，带着微笑看生活，把自己的笔尖朝向朝气蓬勃的新生活、新气象，聚焦于那个时代风口浪尖上的先进人物，即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或者英雄人物，挖掘他们心灵的集体主义闪光。郭澄清说：“我开始习作的时候，正是农业合作化初期。那时节，英雄的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大闹革命。农村面貌日新月异，英雄人物风起云涌，动人事迹层出不穷。当时，我正在农村工作，这数不尽的新人新气象，时刻感染着我，激动着我，使我精神振奋，心血沸腾，午不能休，夜不能眠，于是我便抓紧工作之余，提笔展纸，学写文章。”[2]

1949年以来意识形态不断要求书写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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