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意识形态不断要求书写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和新人物。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将解放区文艺作为“新的人民的文艺”。诚然，这种“新”还一定程度容含着旧的因素，但是，“新”与“旧”之间的界线和等级，也同样是非常分明的。“新”具有高于“旧”的绝对优势，并代表着一种正在成长的历史力量。“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过程之中。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动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我们应当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光明，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新的群众的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点，也是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同于过去一切文艺的特点。”[3] 50年代中期昙花一现的文学解冻的结果，使“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和书写“中间人物”受到质疑和批评。曾经被作为方向性的作家赵树理虽然仍然被高度肯定，但是，不断有人批评他无法紧随新的社会主义现实。在《三里湾》发表以后，赵树理的问题意识和缺乏塑造新人物的能力，不断遭受批评。在《锻炼锻炼》发表之后，批评的呼声更加尖锐。赵树理50年代末期对“大跃进”的质疑也受到内部批判。因而，作为方向性的作家地位已经动摇，代替他的是更善于发现新事物、新气象、新人物的柳青、王汶石等作家。当时作为青年作家的郭澄清，显然，对这种新体验带有浓厚的兴趣。在50年代，由于公有制及其价值观念的建构，集体化/公有制/社会主义代表着毫无疑问的正确历史道路，它要求人们必须与私有制及其价值观念，与一切与集体化相悖的思想、品质进行彻底的断裂，将自身全部献给集体。这种以“集体”为核心的价值重构具有是无可争议的正确性。它既是一种历史方向，又是一种道德伦理的诉求，它承诺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历史道路，也能够保证为所有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因而，也具有最普遍最崇高的价值。这种思想、伦理的重建，规定了郭澄清小说的基本母题：对集体的忠诚、热爱和奉献。同时这也是他的小说人物的基本品格。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农民，无论是社会主义英雄人物还是先进人物，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呈现着这些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绝对价值。郭澄清似乎更乐于或善于发掘那个时代主流的绝对价值。他似乎在告诉我们，他只要把小说主题和人物品质推向这个绝对价值，就达到了这个时代的峰顶，其文学也就获得了巨大价值。不要说《黑掌柜》、《社迷传》、《公社书记》等这样以先进人物为原型的小说，就是那些以平凡的日常生活、普通的乡村人物为对象作品，也无不最大程度地表现出这种“新国民性”。如《马家店》、《篱墙两边》、《男婚女嫁》等等。但是，个别作品也溜露出一点暧昧不清的东西。比如《社迷传》中的社迷高大的秉性似乎总有些不透明的东西。
三
郭澄清在叙述内容、人物塑造上倾向于陕西作家群，但是，在叙事方式上，却更宽阔、自由一些。这种叙事方式当然也跳不出这两大作家群，但是，这种“两边跨”总比“一边倒”具有更大的空间。他可以根据不同的叙述对象选择叙事方式，并创造属于自己的叙事方式。大体上看，郭澄清的叙事方式是以赵树理式叙事方式为主，兼容了一些王汶石式的叙事方式。
赵树理的叙述方式具有更为鲜明的大众化、民族化特征。这是源于“说话”的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和民间艺术的传统，也是赵树理一再强调的能够适合大众阅读欲望和口味的小说叙事方式。这种叙述方式在抗战爆发以后，经由40年代的讨论、扩张，经过赵树理的示范性，在1949以后业已成为权威叙述方式。它以讲述生动的故事和写人物性格为重要元素结构小说。环境描写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而且要通过人物的眼睛看出来，而不是叙述者专门进行描写。因为这样会影响故事情节的速度。故事情节在叙述中居于绝对重要的位置。注重小说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连续性。故事情节有起始，发展、高潮和结束。最大程度地克服影响故事情节的明确性和顺畅性的“中断”、“跳跃”，因为这无疑会影响情节的清晰明确，让读者失去对事件进程的了解。一些故事情节会被特殊处理，就是所谓古典白话小说讲究的“悬念”。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小说的可读性，也可以提升情节表现力，对读者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