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军说的是《非诚勿扰》及之后的《唐山大地震》及之后的《非诚勿扰2》。他承认，影片立项和预算控制是以制片人为主的。“以《唐山大地震》为例，本来到一半冯小刚不想拍了，觉得很绝望，怎么可能拍得过5·12汶川地震的电视直播呀？这时候我不能逼他，我得找人帮他完善剧本，等到都弄好了，再来叫他看，这时候他状态也好了，就能继续走下去。这片子我就给了1亿多的预算，你说震5分钟和10分钟有本质区别吗？没有。”

他俩当然有过争执，最著名的就是《非诚勿扰》里出现的银行卡特写就让冯小刚拍了桌子，摔了一个茶杯。不过，招商银行曾经为华谊拍摄《集结号》提供了5000万元的贷款，所以这事最后冯也妥协了。在冯氏电影中，单片植入广告以10个为限。王中军说：“他具备这个魅力啊！别人你想植入也没有这么多客户啊。这个跟导演创作肯定是有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冯小刚自己也说：“没有植入广告，片子不挣钱，制片人就不会投资拍《可可西里》、《卡拉是条狗》这样的片子，市场就不会有良性循环。”

十几年来，王冯组合的唯一一次市场险情出现在《集结号》。当时，影片拍摄过程十分辛苦，冯小刚撂话说：“谁再拍战争片谁就不是人。”初剪片出来以后，冯小刚和王中军都跟媒体说过“认赔30%”这样的话。在高军的记忆里，这是冯小刚多年来唯一一次“认”。

后来，得到新影联300万追加投资和院线支持，《集结号》作为一部没有明星的非喜剧影片，票房达到2.7亿元人民币。“那之后，冯小刚彻底自信了，他再也不焦虑了。早年间，我看他哭过，消沉过，但是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坐稳中国商业片之王的位置。”高军说，“他的片子要再在市场上失败，几率很低，基本上他通过赞助和植入广告就能收回成本。今后，冯小刚的变数在于，他作为一个导演追求艺术突破的风险，比如《温故1942》、《歌声离我远去》，再一个就是他的身体不好。”

2009年华谊兄弟上市之后，也许有人会回忆起“好梦公司”。假使当年冯小刚坚持把它做下去，它会和华谊兄弟一样融资、扩张、最后上市吗？

冯小刚谦逊地说不能。王中军直接说，“一个再牛气的导演变成一个独立的IPO公司基本上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很难。一帮搞艺术的人在一起，不容易成事。”王冉(博客)说，“不论杨澜、赵本山、姚明、科比、斯皮尔伯格，艺术家出来做公司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你是一家公司的精神领袖、品牌气质的代言人，但是运营和投资都专业团队管理。或者你想介入得更深，你一定要找一个跟自己互补的合伙人或者团队合作。无论如何，过分强调个人品牌并不是好事，比如李宁、乔丹，他们都成功地把个人品牌转化成了公司品牌，才得到延续。”即使是梦工场，也是斯皮尔伯格三个人的组合，而且不是每个片子都是成功的。

当年去美国的时候，王中军很羡慕美国人可以35岁就退休，如今看来，他的退休计划要无限期推迟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打工的。至于冯小刚，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中国的老百姓为了他的电影悲喜交加。他不再是当年那个易发火易喝大的狂躁艺术家了。他学乖了。经过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长达25年的锤炼，他已经成为一个能屈能伸、灵活的、相对的、自我分裂的折衷主义者。

刘震云在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修订版的序言里说：“冯小刚距离大师就只差一层窗户纸了。”冯小刚并不受宠若惊。“刘震云话里有话啊！他可以说我距离大师只差一层窗户纸，也可以说其实这层窗户纸差着十万八千里远呢。”

也许，不论冯小刚、王中军还是中国人民，都在默默等待着这位导演的—不是捅破窗户纸，就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失败。它今天不来，明天不来，但是总有一天会来。不过，只要冯小刚一天为人民服务，王中军一天为人民币服务，他俩各干各的，就什么也不用担心。就好像当年，冯小刚老是脆弱地问：“为什么媒体不喜欢我？”朋友回答说：“没关系，等到你百年归去那一天，全中国人都会为你流泪。”

想想，那也不算是个糟糕的结局。

[ 对 话 ]

冯小刚：我和企业家不是一种人，但是我可以帮他们挣钱

“连续有好的票房，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对观众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一旦你丧失了对观众的判断就麻烦了，就表错情了”

早年你见过牟其中？

冯小刚：我觉得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在我看来，他真不是一个特别爱钱的。他是要干点大事的人，而且他像是在传教。我倒不觉得他是一个骗子。如果你要说他是骗子，其实神父也是骗子。

你后来怎么又不想当老板了？

冯小刚：我觉得我跟观众的普通情感有通道，所以我拍的片子观众比较爱看，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家，要投资一个电影必须要有决心，要让我自己花几千万投资一个电影我就没有这个决心。王中军就可以同时投好几个，董平也是，账面可能就剩十万块钱了，他们还能今天晚上请客唱歌把这十万都花了……他们跟我们不是一类人，但是我确实是可以帮他赚钱。

《甲方乙方》、《大腕》、《贵族》，你的电影里一直有中国先富阶层的形象，你对他们到底怎么看？

冯小刚：他们形成了一种假象。这些成功、年轻的企业家喜欢上论坛，好为人师，确实他们也很成功，但是我觉得他们跟中国社会有点脱节。尤其是在北京CBD或者在上海，他们坐飞机的头等舱，在银泰中心拿着雪茄高谈阔论，谈论几百亿的并购，久而久之我们就会被这种东西催眠，误以为我们是一个发达国家，我们有很多钱似的—可是我作为一个导演，我经常要深入到二三线城市甚至县城里面去，我所到之处看到的还是愚昧和落后……我心里很矛盾。

你跟他们打交道会自我分裂吗？

冯小刚：有间离感。我内心是没有安全感的。因为你没有安全感，内心不够祥和，有时候发现人与人的关系里面那种激烈、恶毒的程度特别多。我在美国几次拍片子，陆陆续续加起来待了也不少，在那里我感觉人和人之间哪怕是资本主义的虚伪，但是也是友善的……

16年拍了14部电影，你的动力是什么？

冯小刚：我拍电影首先是让我觉得很有快感，另外一个拍电影能挣钱，一开始能够糊口，后来是能够致富，这也是一个动力，同时拍电影还能让你有影响力、知名度，这些都是对你拍电影的诱惑。我始终觉得电影还是一个文化产品，有它比较特殊的属性，跟其他工业产品还不太一样，这里面情感还是挺重要的。对很多企业来说，一加一就等于二了，但拍电影不是你照方抓药，大明星来了，名导演也来了，大投资也来了，但出来不等于是好票房，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故事讲得别人不喜欢。

有人对你在商业上做过启蒙或者帮助吗？

冯小刚：似乎感觉是有，但是其实他们都是胡说八道。因为如果他们能够指导我的话，十个冯小刚就出现了。显而易见是我把这个事琢磨透了。但是我需要找一些人讨论，从他们的反映来印证我的想法是不是对的。也就是说，最终连续有好的票房，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对观众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一旦你丧失了对观众的判断就麻烦了，就表错情了。

你跟资本作战有哪些经验？

冯小刚：我觉得还是可以有很大的主动性。我跟中军为什么能够这么长时间合作下来？还是彼此比较满足对方的诉求，我知道中军想要什么，中军当然也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积极性，在双方的互相妥协中建立了一种比较稳步的、而且是有效率的合作关系。我觉得不可能所有的事你都坚持就合适，比如说植入广告不能说一个都不能要。王中军投资《集结号》一个明星都没有，承担很大的压力，但是他满足了你作为一个导演对新类型电影的尝试，你必须叫他有盈利的地方，他盈利了才会投《卡拉是条狗》、《可可西里》这样的电影，哪怕不赚钱也干，所以这个是良性的。很多拍文艺片的导演骂商业片的导演，却不知他们最后拿到电影公司的钱都是从拍商业片电影身上赚出来的钱。

你有危机感吗？

冯小刚：日子过好了，就不接地气了？目前我不会。我觉得电影的人民性，其实也不是说坐在好车里住在楼房里就意识不到了，我就不会陶醉于我成为这些先富阶层的一员，我看到满目疮痍我也不舒服，我会冷静地想我们国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现在也是既得利益者了，富了之后该怎么办？

冯小刚：我也不知道，买曾梵志的《狂草》？这个真的好吗？还是当个标配放在家里？我觉得这些企业家都太想挣钱了，真的有必要挣那么多钱干吗啊？他们最后变成互相比，其实您有十个亿就挺不错的了，但是商学院一班同学里面有的都是100亿，他又不顾一切要往那儿去，我觉得这个挺累的。

[ 附 文 ]

导演当老板很难成功

哪一天中国能把现在桑拿按摩的时间减掉90%以上，就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了

口述 | IDG全球常务副总裁 熊晓鸽

早在1997、1998年，我就请了一个电影投资顾问，到处做市场调查，当时得出的结论是：那时候投资中国电影产业还太早了。

十几年过去了，中国的电影市场仍然处于早期投资的阶段，因为它规模很小啊！目前VC/PE在电影产业的投资不到总资金的1%，单个项目很少超过4000万美元。2008年，沈南鹏几百万美元投资保利博纳，开玩笑说一部电影的票房还不如一家酒店的销售额。

有几组重要的数据：中国的电影银幕加起来有5000块，而美国有4万块（包括IMAX），中国影院快速成长，即使一天增加2块银幕，要赶上美国也要47年。

中国每年进口20部大片，如果平均放两个礼拜的话，基本上把多厅影院占掉了一多半。中国每年拍400多部电影，其中能够有10部赚大钱是蛮难的。

对比一下美国和中国最大的13家传媒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的数字（2008财年），就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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