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再说一下邓稼先，大家都知道，是两弹元勋，也是我们的院长。他除了有很好的功底之外，我还想给青年朋友讲的责任感产生的心怀，他非常能够团结人，这一点对你们很重要。现在到社会上，需要大家一起做事。我曾经给他写过诗“手挽左右成集体，尊上爱下好中间”，他就是一个把左右的同志都团结、凝聚在一起，尊敬领导，又提携后辈，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大事情。一心扑在工作者，而且对人非常关心，这样的人有一种人格魅力，从他身上感受到了这一点。再说一下彭桓武先生，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几句话，就是要宁静、精心做学问，宁静以致远，然后才能达到一定高度。他是从英国回来的，回来的时候人们问他，为什么要回中国？他说“中国人要回中国不需要问为什么，中国人不回中国才需要问为什么”。这是朴素科学家的一种回答。

郭桐兴：他是哪年回来的？

杜祥琬：建国初期。他们这样几个人，我分别给他们写过一些文章，令我很感动，在他们领导下工作，也使我的价值观提高了，他们带领了一批人，创造了载入史册的事业，同时创造了价值观。我总结了这样几句话“铸国家基石，做民族脊梁”。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还要挺硬了腰杆，是两弹一星的事业，才能在世界上站的稳，站得强，立于世界之林，就需要这样一些精神，这是他们留下的宝贵价值观。

郭桐兴：您本身的工作经历也说明了一个正直的有责任心的这样科学家的榜样，您当时在苏联读的是核物理专业？

杜祥琬：当时是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先生给苏联政府签了一个合同，派30个人学习原子能专业。钱先生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而且是站在国家高度考虑问题，他当时调了很多骨干从事两弹一星。同时他还考虑到长远的发展，派学生去苏联学习。我就有幸被选中作为30个之人之一，我是想学天文学，后来他这样一弄，我就去学了原子核物理。有一年开物理学会的时候，我见到了钱先生，我说你是改变我生活道路的人，他说你后悔吗？我说我一点都不后悔，追随你的事业，感觉很荣幸。钱先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站在高度，主要是团结人，用人之所长，我们说多少干将都是他调到这里，调到那里，他成为了一个带头人。
郭桐兴：你回国以后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杜祥琬：我回来进了九院，现在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也是我们国家核武器研究院，做核武器的物理研究。包括中子学、核试验理论，就是核爆炸出来一瞬间就完了，里面的物理过程是什么样的，我们要把里面的物理过程不仅有一个定性的掌握，而且有一个定量的掌握，各种物理量多少，随着时间的变化、空间的分布，都要提取出来，一下子就没了，要瞬间提取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外部可以测量，推测里面的状态，就像中医给人看病一样，从号你的脉，看你的舌苔，看里面有没有毛病，就是从外面看里面的物理状态、数据，这叫核试验诊断理论。但这个问题本身比较复杂，美国、苏联当时都有了核武器，他们是怎么诊断的，完全保密。中国人是不能知道的，也没有任何信息。所以我们也是在老一辈的领导下，同志们集体攻核试验诊断理论，也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开始也是很简单的手段，后来过程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巧，要求越来越高，就是做新一代核试验诊断的创新发展过程。而这里面用到了一个中子物理，要计算的非常精确，这也是发展中子物理学的需要。也包含科学数据的精算化和科学方法的精算化，我那个时候主要是做这个工作。

郭桐兴：您工作了多长时间？

杜祥琬：从64年到86年，86年就是863计划，这既是一个历史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四位老科学家向中央建议，86年3月3号，建议国家发展高科技计划，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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