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做学问，我想说说要靠两个动力做学问。一个动力，就是自己对自然界、宇宙，对科学的一种浓厚兴趣。兴趣是一种很重要的动力。第二种动力就是社会的需要、需求，包括国家的需求、人民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比如说爱因斯坦当年写相对论的论文，他没有任务的，是一个小职员，纯粹是对科学当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他去钻研。当然也有是符合国家的需要，比如说中国决定研制核武器，一批科学家就进来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动力，推动他们干成了一个载入史册的事业。这两个动力也可以受某个动力的驱动，或者是两个轮子同时驱动。我觉得兴趣服从需要，比如说我上中学的时候有兴趣，想学天文学，但是国家需要我做核物理，后来又需要我做激光，兴趣服从国家的需要。而需要又产生兴趣，我觉得需要这个事以后，你钻进去做，发现里面有很多问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获得解决以后的成就感，一种享受，一种愉悦感。这是一种难以比喻的。如果是能够两个轮子驱动，既是需要又是有兴趣的，这样干起来最好。这个话反面来说有没有第三个动力，有没有第三个轮子呢？也可以有，比如说个人得名，个人得利，个人挣多少钱，个人有多少所得，我不否认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成就、个人的价值体现。

郭桐兴：其实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

杜祥琬：对，我也有这样一个观点，我觉得个人的发展、价值、利益，应该作为你做事的结果，你给社会做了贡献，给科学做了贡献以后，社会会对你有一定的回报，你该得的利益、名，和正当的个人利益应该作为做事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动因。就像我刚才说的爱因斯坦写的论文，那样没有想过要得什么诺贝尔奖，也并没有说想得多少奖金，他就是有兴趣，而且是业余的，所以这不是动因，但结果是他成了大科学家，得了诺贝尔奖的一个科学家，还比如说为中国两弹一星献身个的科学家们他们开始做的时候不知道结果，都是到后来才知道他们。
郭桐兴：前几期我们请了屠守锷老先生，他是中国第一个洲际导弹的总设计师，知道他的时候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多少年之后才知道。

杜祥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1998年发给他们的，国家决定发展核武器是1958年，我们院就建院了，中央是1956年决定的，他们这些人投进去的时候没有想过得什么，而是把目前中国原子弹搞出来，这是真正的动力，而他们最后得的奖章是结果。做事、做学问需要靠两个动力，也会产生价值观，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实现人们的需要做事情，这个动力是很持久的，他们不仅干成了事业，而且创造了价值观，就是为国家，为人民。这两个兴趣也可以说是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要有物质基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一定要有精神支柱，这是我一辈子的体验，所以说起来做人、做事做学问，我没有讲多少专业内容，侧重于人的品格。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才智成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他成为了一个大科学家，首先是品格，当然才智也是一个因素。我想他是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了。我说做人做事做学问这三句非常普通的话，希望青年人参考。

郭桐兴：个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最后达到一个共赢的结果，既满足个人兴趣的需求，又满足了国家社会的需要，最后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既为社会做了贡献，个人也得到了相应的利益。

杜祥琬：我说做人应该有责任心，做事脚踏实地，做学问靠两个动力来驱动，侧重在人要有精神支柱。

郭桐兴：您讲的很精彩。听说您与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都工作过，能不能谈谈他们有关做人做学问的故事？

杜祥琬：我从莫斯科学习回来，就投身到中国核武器的实验，在中国一代老前辈，包括物理学家、力学家的领导下工作，他们都有很坚实的学术功底，同时还有他们高尚的品格。我讲点青年朋友爱听的故事，刚才说到郭老师，他从美国决定回国的时候还有一个这样的镜头，也是他夫人告诉我的。他说新中国建立了，我要回去了，他把自己写好的几百页的手稿，在家里烧掉，因为他知道在美国出关的时候，美国人是不会让他带走的。他的夫人说这些都是你的心血，烧了多可惜。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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