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起义前，蒋介石派飞机接董其武去广州遭拒，飞机飞回时在兰州附近坠毁，董其武对人说：“天不亡我，老天爷也支持我走和平之路啊。”在董其武领导下，绥远起义部队进行改造很快解放军化，毛泽东称赞“进步如此之大且快”

1949年1月21日，北平达成和平解放协定。次日，留守绥远的董其武飞到北平找傅作义表示说：“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

随后，傅作义到西柏坡晋见毛主席。谈到董其武所辖部队时，毛泽东当即说：“用‘绥远方式’解决，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起义。”当时，绥远有国民党近10万正规军和游杂武装，中共中央决心采用比北平更宽大的方式，一是考虑到当地荒僻且连接西北，用兵解决费时费力，二是想以此向国民党实力派树立一个榜样，可以缩短解放战争的进程。

董其武回绥远后，便同解放军停战并建立联络和通商。南京政府得知后先是下令西撤，接着又停发经费。蒋介石曾派飞机来接董其武去南京，董推说要掌握部队离不开，飞机返回时在兰州附近坠毁。当时，特务还在绥远大肆活动，制造暗杀等恐怖气氛，一些思想顽固的部下也以武力暴乱相威胁。一次，军统站负责人率十几个人带枪闯进董其武院内，要他立即下令西撤，他坚决不为所动。通过多方努力，这年9月终于实现了绥远起义。
起义部队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有的军长、师长和下级军官不愿接受改造，一年内发生叛乱33起。董其武明确提出：“谁叛变革命就打死谁！”这一态度为稳定部队起到重要作用。1950年4月，董其武到北京汇报部队解放军化的情况，周恩来马上要新华社将全文向全国新闻单位发通稿。毛泽东还将报告批给傅作义说：“23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身为军长却被定为正兵团级，原是起义的国民党中将，毛泽东却作为特例授他解放军上将“文革”风暴中受毛泽东保护，待遇不变。他深感应按党员标准要求，8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4月，毛泽东曾在中南海设宴招待董其武，畅谈三个小时，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董其武一面向中央请战，一面向周恩来提出：抗美援朝正是我在人民面前立功赎罪的机会，会把生命置之度外。但绥远部队中的特务分子还未肃清，赴朝作战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影响很坏，最好将军队分拨编入其他主力部队出国作战。周恩来却表示相信这支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在不断提高，该兵团赴朝果然完成了机场修筑任务而未出问题。1952年全军精简时，第23兵团缩编成第69军，董其武被特例任命为正兵团级军长。毛泽东解释说：“按说正兵团级应任大军区的副职为宜，但这样就没有兵权了。所以，还是让你当军长。”1955年首次授衔时，军区拟定给董其武上将军衔。鉴于当时正兵团职可授上将或中将，而董其武自己在国民党部队军衔只是中将，他马上找杨成武说，杨司令有功应授上将，我过去有罪不该授上将。杨成武向中央汇报此事，毛泽东让他立即转告董其武说：杨成武是共产党员，授不授上将没关系，董其武一定要授上将。听到这话，董其武马上双泪横流。在当时全军范围内，军长及起义将领授衔上，对他的待遇都开了特例。董其武当时深感不应要党特殊照顾，而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授衔翌年便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文革”风暴卷起后，董其武主动要求离职。1968年，毛泽东批示：把董其武接回休息，把他的小汽车也调来，一切生活待遇不变。1986年，董其武的长孙董海龙从台湾来北京看望爷爷，回去后对姨父郝柏村说：“没想到爷爷在祖国大陆离休快20年了，坐的还是部队配备的红旗轿车，住的是部队分配的四合院，比我外祖父(原国民党国防部长郭寄峤)的待遇好多了。”

1980年，董其武已年过八十，却再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到家对他说：“过去你虽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推迟你办理入党手续的缘由是，考虑到你的社会地位，认为你留在党外比党内对工作更为有利。”1982年12月，总政治部批准他为党员，党龄从两年前算起，董其武热泪盈眶，庆幸有了光荣的归宿，写诗称道：“欣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行见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跻大同。”

从小渴求富国强兵，在军阀和国民党队伍中坚持救国抗战几十年，50岁时选定了共产党和马列主义，83岁被批准入党抒怀：“闻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

董其武的一生，是由起义旧军人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和共产党员的典型。他出身贫苦，受欺压的生活激起了朴素的爱国情感，既渴望光耀门第，也渴求能抵侮抗强。他高小毕业考入学兵团，就开始找寻可为之效力的队伍。在军阀迭起的黑暗社会中，他虽选择比较开明、作风比较正派的将领傅作义，却仍摆脱不了军阀混战的泥潭。不过从作风上看，董其武长期保持着农民将领的特色，生活正派，维护下属，在作战中讲谋略，抗战也很勇敢，因战功从排长一级级晋升到中将军长。在民族抗战中，他守卫北平，激战绥远，在忻口会战中负伤，五原歼敌功勋卓著。这些品质，成为他后来选择走向光明道路的思想基础。

董其武在傅作义麾下二十余年，长期抱有浓厚的旧军人袍泽观念。绥远起义前他坚持一条：傅先生走什么路，我就走什么路。绥远起义后，他在跟随傅作义认真做好起义军队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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