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在董必武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作为河北省国民党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向大会作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报告》，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派驻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
会议结束后，董必武迅速返回武汉，立即召开全省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着重指出国民党“二大”左派占压倒优势，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但国民党右派分子仍很嚣张，随时都可能制造事端，必须看到他们的危险性。他要求大家竭力协助国民党健全地方组织，扩大左派队伍，特别要在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发展雄厚的革命力量，把国民革命推向前进。
1926年3、4月间，董必武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派遣秘密奔赴长沙，做争取赵恒惕部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转向革命的工作。由于多方努力，董必武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使唐部于5月下旬改编为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军，唐任该军军长，参加了北伐。
在全国反帝运动日益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国共合作继续发展的条件下，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为此，会议决定党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开展群众工作，还决定重建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董必武积极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立即着手进行准备，以策应即将到来的北伐。
3月，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为促进北伐开始了准备工作。董必武遵照党的决定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的双重身份，于3月下旬秘密前往湖南长沙，协助作北伐前的准备工作。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
根据中共湖北党组织的指示，董必武负责对外联络、军事和民运工作，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汉。
7月下旬，董必武率领湖北各部代表团，前往长沙迎接北伐军先头部队。
随后，董必武和潘怡如等根据国民党中央决定，又组织了一个特种委员会，以配合北伐的军事行动。
7、8月间，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任区委委员。
8月下旬，董必武派人在汀泗桥组织了破坏敌人军事设施的活动。同时，他发动群众，支援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战斗。
北伐军取得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后，乘胜前进，于9、10月间先后攻克了汉阳、汉口和武昌。
北伐军占领武昌和广东国民政府迁鄂之后，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湖北也成了“全国民族解放，光明的革命势力向黑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根据地。”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革命的猛烈发展，引起了一些反动集团或派别的恐惧和仇视。蒋介石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儿设立了他的总司令部，同时把他的嫡系部队安置在福建、江西一带，提出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以便使这些地区处在他的势力控制下，达到他篡夺胜利果实的目的。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看穿了蒋介石这一阴谋，并坚持反对这项阴谋。
1927年2月24日，武汉三镇国民党党部15000余名党员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董必武在致词中指出，今天开会为的是挽救党，反对个人独裁，恢复党权。他说：“他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
3月20日，武汉100万群众在阅马场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会上，董必武提出“厉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铲除党内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恶势力”，“查办暗中和帝国主义联络和军阀谋妥协者”等重要提案，击中了蒋介石新军阀独裁统治的要害，把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同军阀妥协的反革命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国民党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黄安县政府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
董必武根据党的指导，及时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匡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
他与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邓颖超等22人，联名在8月1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将力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
11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央鄂东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
赴苏学习
12月，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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