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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
编者按：邓发（1906-1946）著名革命家，出生于广东云浮。在《邓发纪念文集》正式出版之际，我们发表此文，以表对邓发同志的景仰与纪念。
１９２７年，张太雷、苏兆征、叶剑英等同志领导了广州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进行反扑，起义部队同反动军队进行了英勇战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退出了广州市。邓发同志当时任广州起义第五区副指挥，他主动要求率领工人赤卫队到广州长堤一带阻击敌人，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英勇顽强地同多于自己数十倍的敌人浴血奋战。１３日下午，广州“四牌楼”一带枪声四起。那天，我全家都躲到了邓北水（邓发的四叔公）家里（即牌坊巷五号），关起大门不敢外出。大约到了下午３时左右，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我不敢立即去开门，后来，敲门声越来越紧，就壮着胆子出去开门，门刚开了一条缝，还未看清是谁，就像闪电般的闯进一个人来，定睛一看，才认出是自己的弟弟阿发，被敌人追赶到这里。我立即把门关紧。阿发一进屋就对我说：“我掩护起义部队撤退，同敌人战斗，最后剩下三个人，打完了子弹，我们分头隐蔽。现在敌人四处搜查，不要怕，敌人还未看到我进来，只要镇定就没事。”接着他叫邓莲彩（阿发叫她姑姑）给了他一碗冷水喝了，把心定下来。又叫四叔婆找出几张旧药方纸，叫我把脏衣服沉到屋里的水井底，又把痰盂里的脏水倒了些到邓莲彩睡房床边，盖上一些炉灰，装成“病人”呕吐过的样子。他自己就躺到邓莲彩的床上装起病来。
当一切事情处理后，不到半小时，反动派军队就搜查到了。几个端着枪的敌人一进门就凶神恶煞地追问：有没有共产党进来？如果收藏了共产党就要立即杀头。当时我镇定地回答：“没有。”接着，敌人又追问家里有多少人？有些什么人？我就答有五个人，我的弟弟病倒在床上。几个反动派一听有人睡在床上，就立即来到阿发睡的房部门前，由两个敌人进入房间搜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阿发十分镇定，装成病得很痛苦的样子。一个敌人想走近他的床前用手摸他，当发现床前一堆“病人”“呕吐”的脏物，加上看见这个“病人”不像装病，就立即用手捂住嘴赶快退出了房间。接着，他们说了几句“不准窝藏共产党”的话，就到别处搜查去了。阿发脱了险，但到了傍晚，反动军队又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并到处杀人。为了安全起见，我就把他从陶街牌坊巷５号转移到我的家里。在这个时候要出门是不容易的，危险性很大。为了躲避敌人，阿发就叫我赶紧回公安局“包膳食”的饭堂（当时我在省公安局包伙食）取来一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大“风灯”，举着这盏大“风灯”，才顺利地转移。可是进屋不久，就听到隔壁敌人搜查的声音，阿发便同我商量一个应付的办法：把那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风灯”挂到门头上，把大门打开，我们在门边站着，造成公安局的人正在屋里搜查的样子。就这样，敌人搜查到门前一看挂着“风灯”，以为已有公安局的人在屋里搜查，便跑到别的人家搜查去了。阿发就这样在危急关头，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在家人的配合下机智地脱了险。
阿发在脱险后的第二天，即１２月１４日，广州反动军队还在到处抓人，捕杀共产党员和起义工人，凡是看到颈上有戴过红领带的人，或被举报参与起义的人，一抓到就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下，阿发冒着生命危险，化装外出找共产党组织进行联系。找到后，党组织要他暂时隐蔽在广州开展活动，不跟部队走。阿发二话没说就接受了这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尸横遍野、血染街头的广州城，到处都是革命烈士尸体的极端恐怖的情况下开展党的工作。在这期间，一片赤胆忠心的阿发把生死置之度外，积极地而又拼命地开展党的工作。为了隐蔽活动，他利用当时邓北水在南海中学包“膳堂”的条件，化装从农村来广州打工的样子，由邓北水安排他到厨房做杂工，借以隐蔽下来。他时常利用出街挑菜的机会，到处收集情况和与一些组织取得联系。就这样，阿发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顺利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１９２８年２月，阿发才奉命回云浮老家隐蔽。
阿发当时回云浮，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这时的广州，反动派到处设岗哨，搜查共产党人，一抓到就杀害。阿发回云浮要乘船上西江，而当时车站、码头敌人搜查得最严厉。为了避过敌人的严厉搜查，他利用自己学到的“炭相”技艺，化装成画“炭相”的人，带着“炭相”的工具和自己过去画的几幅“炭相”（现有两幅存云浮烈士馆）带上一副平光眼镜（现放在他家人那里），装成下乡给人画“炭相”的样子，在码头避过了敌人的严密搜查，顺利地回到了老家云浮县。在家乡隐蔽时，他还写了有关广州起义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红色中华》上。１９２８年夏天，阿发奉调到香港工作，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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