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这种变化，没有这种改革，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将来无法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以往的这种体制在全球化的大趋势面前，明显表现出了这种不适应。

陈彦：我现在想的是说，这个空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国能够涌现出一批有话语能力的，能够直接同西方对话的这样的一批人，那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中西对话：以何种价值观为基础

陈彦：现在我是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当然应该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可能更深层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价值观点之上来同西方对话的。

比如说我们强调的有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如果说我们强调的是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跟西方的价值观能否接轨？或者是应不应该接轨？进一步说，我们是不是承认普世的价值观，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都认为的民主、人权、自由等等这些价值观是不是普世的价值观？

如何看待普世价值观

陈彦：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这一批我们的学者，我们的文化精英，能够获得西方的认同，甚至在西方说话有一定的话语权，得到西方的认可，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我们的前提是，首先承认有普世的价值，在这个共同价值的共识基础之上，同西方对话。否则的话我们强调自己的价值，如果自己的价值有的话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澄清。

陈功：我倒认为这个不是必然的，充分必要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体系都是存在的，他很重要的是一种阐释，而且这个文化价值体系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非常广泛。

普世价值被西方狭隘化

陈功：大家都注意到了，西方现在社会当中强调的普世的种价值，说白了普世的价值无非就是人权、民主，而且人权和民主被西方国家定义的非常非常的狭窄。

也就是说，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压力，打着普世价值的基础之上，要求我们去接受和承认。至于其他的，中国上下五千年所存在的，大量的这种文化价值方面的这些内容，我倒并不见得认为西方现在有充分的兴趣去听取，去接受。

有一个谁接受谁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些非常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我举个例子，可能是不太恰当的例子，我认为达赖就是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一个很杰出的一个文化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语言系统能够被西方所接受。

达赖语言信号何以为西方接受

陈功：我想要问的是，我们在独立、第三方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人物能够在西方达到同样的地位和影响力呢？如果说没有，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未来进行改变的。

我也不相信达赖一开始就能够达到如此的程度，他的语言，他所要表达的这些内容，西方人就能够听得懂？这也需要一个逐渐的过程，但这毕竟是一个解释性的一个过程。

有效阐述有助中西沟通

陈功：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是否定前两位老师说的这种观点，我想说的就是阐述、阐释，有效的阐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告诉别人过去别人所不懂的、不理解的这些东西，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极端重要的一个东西。

杜平：以上两位陈先生讲的话，部分的我都同意，但是我也有点自己的看法，因为刚才讲到就是陈功先生他的文章里面讲到就是，中国的大部分精英分子，所谓的大部分精英都失语，都说不出话来，只有陈冲、成龙。

自由土壤有利精英成长

杜平：陈冲和成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我们可以从他们俩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和他的生活的背景可以看的出来，为什么在没有故意、刻意培养的情况下，会产生这样两个能够代表中国人，或者是让西方能够接受他们的观点的这两个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与两种文化里面，让他们自由的发挥，让他们自由的去成长，自由去接受。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可能在一方面，希望培养有这样更多的人才，另一方面就是对这些人的成长最后的结果不放心，或者会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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