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遗嘱

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四十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希望他的革命主张和革命主义能够得到实现。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

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孙中山还诚挚地请宋庆龄代他到苏联访问，以实现他的遗愿。孙中山的遗嘱显示了他的爱国反帝和坚持三大政策的伟大革命精神。

孙中山

(1866～1925)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名文，幼名帝象；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孙中山幼时即参加生产劳动，了解人民的深重疾苦。在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

投身民主革命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当时他的长兄孙眉已成为该地一个华侨资本家，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激起了孙中山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他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联络有志之士，准备创立革命团体。1894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

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为挽救危亡，振兴中华，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895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并决定在广州起义的计划。兴中会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的建立表明孙中山正式走上革命的道路。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走日本，赴檀香山，后又游历美国、欧洲。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事后用英文写成《伦敦被难记》。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看到西方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孙中山由英国经加拿大转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1898～ 1900年，为支援菲律宾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作过努力。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在孙中山同意下，部分兴中会员曾通过港英当局与李鸿章的代表商谈两广独立问题，但未成功。与此同时，孙中山又积极组织一次新的武装起义。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今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

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在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卖国腐败的本质进一步暴露，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爱国激情不断高涨。孙中山认识到改良派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于是同它划清界限并开展斗争。1904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越南、暹罗(今泰国)、美国等地对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

创建同盟会与改良派作斗争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小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他要求推翻清政府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设想实行某些社会改良政策以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祸患”。但孙中山设想的社会改良政策恰恰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案。列宁曾称赞孙中山的纲领“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增强了孙中山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信心。

他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1906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他继续领导批判改良派的斗争，革命党人驳斥改良派反对革命的各种错误论点，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革命。孙中山在这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孙中山领导的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推翻封建帝制，捍卫共和制度1911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和同盟会影响下的革命党人领导的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为争取欧美各国支持革命和切断清政府的外援，在美、英、法等国进行外交活动。因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并不希望中国革命成功，外交活动没有取得预期成果。12月下旬，孙中山回国，即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见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经过斗争后被迫接受与袁世凯妥协的条件，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代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其组织成分益趋复杂，孙中山虽被推举为理事长，但实际上并未负起领导责任。1913年2月，孙中山赴日本访问，3月，得知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立即返回国内，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但很快失败，再度出亡日本。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发动“三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但它的纲领仅注重反袁、而没有提出符合人民切身利益的主张以发动群众，在组织上又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和会党习气，所以在全国反袁斗争中未能取得主导地位。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率部分海军南下，号召国会议员赴广东，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9月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护法”的旗帜并不鲜明，在人民群众中没有受到重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经日本赴上海。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从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感到人类产生了伟大的希望，他对俄国革命发生了极大的兴趣，1918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表示愿和俄国革命党团结共同斗争。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评价和支持学生运动，从此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孙中山从1920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12月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1922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

1919年8月，在新形势的要求下，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并在《民国日报》上开辟《星期评论》，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但当时掌握广东军队统率权的陈炯明，受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怂恿，于1922年6月发动叛乱。孙中山脱险后率海军反击叛军，奋斗五十余日，因待援无望，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中国国民党的会议，指定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改进案起草委员会。1923年1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要依靠人民群众完成革命事业，提出要修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同月，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1923年1月，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为了巩固广东根据地，与沈鸿英、陈炯明等叛军进行了艰苦的军事斗争，他本人多次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委派廖仲恺、李大钊等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部分守旧的国民党人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改组国民党，遭到孙中山的批驳。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党章草案，在孙中山领导下完成了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各项准备工作。

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共产党人在这次大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会吸取苏联建党的经验，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出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在经过新的解释的三民主义中，在民族主义方面，主张在国内实行民族平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获得民族独立；在民权主义方面，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及团体都可享受自由民主权利；在民生主义方面，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改善工农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纲领。大会期间，列宁逝世的消息传来，孙中山建议休会三天志哀，并向苏联政府发出唁电。孙中山称誉列宁是“革命中之圣人”，亲自书写了“国友人师”的祭幛。从大会后期(1月27日)开始直到8月，孙中山连续演讲三民主义十六讲。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中国革命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反帝反封建的高潮。

孙中山总结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革命必须要有武力，而这个武力又必须与国民相结合，成为国民的武力。1924年5月，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培养军事干部，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见黄埔军校)。

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支持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与工农日益接近，他参加工农群众的集会，称赞工农是革命的先锋和基础，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孙中山继续进步。

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决不同情中国革命，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扫除中国革命之最大障碍。在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直接的斗争。1923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因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余(见关税自主)和要求收回海关主权，集中大批军舰到广州河面对孙中山进行恫吓。孙中山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关余事件中态度果断坚决，迫使帝国主义各国在1924年5月应允照付广东政府应得的关余。1924年10月，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由买办阶级操纵的广州商团发动武装叛乱。在处理商团事件的过程中，孙中山一度有过犹豫动摇，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不畏帝国主义干涉的威胁，终于下决心镇压了这次叛乱。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王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来电邀孙中山北上商量解决时局的办法。孙中山为宣传革命以争取和平统一中国，决定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在《北上宣言》及在上海、日本的演讲、谈话中，孙中山严正申明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12月底，孙中山扶病到达北京。由于段祺瑞、张作霖对解决国是毫无诚意，孙中山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反对段、张维护不平等条约及召开军阀、政客分赃的“善后会议”。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留下了“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参见彩图插页第132页)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他的主要著作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比较重要的有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1981年再版的《孙中山选集》，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完毕的十一卷本的《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