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

从清王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

中华民国的创立民国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19世纪末年，由于清王朝腐败不堪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

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小团体的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负责执行部。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的同盟会，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把小团体参差不齐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这个纲领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由此进一步阐发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同盟会还宣布在未来的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共和国的蓝图，对长期受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的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经过与康、梁论战，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是同盟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共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给清王朝一次次打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起义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冒险倾向，没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一些革命党人产生消极情绪，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的重要原因。

一场真正的下层革命，从来不单纯是少数英雄的业绩，而必然伴随着广大人民的普遍觉醒。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城乡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如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北方各省民变迭起。长江中下游各省连年发生灾荒，饥民成群流入城市，抢米骚动时有发生。为了抵制革命、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清政府举办多种新政：练新军、兴学堂、成立各省咨议局、实行预备立宪，等等。1908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三岁的小皇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监国。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内部倾轧日益激烈。载沣放逐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组织皇族内阁，企图把军政大权收揽到满族亲贵集团手中，从而引起立宪派士绅官吏和北洋军将领的普遍不满。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实行“铁路国有”。所谓国有，就是夺取民办铁路权力，转卖给列强，而拒不归还商民已集的股金。这一掠夺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愤。在与铁路权益有密切关系的立宪派士绅和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很快形成全国性的保路风潮，以川汉铁路经过的四川最为激烈（见四川保路运动）。当清政府由湖北抽调新军入川镇压民众时，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乘机于1911年10月10日起义，一举攻占总督衙门，并迅速光复汉口和汉阳。新军协统黎元洪和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等都归附革命。黎元洪被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号召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政府。

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会党或商会起义。本来反对革命的各地立宪派绅商多顺风驶舵，转向共和，把他们控制的省咨议局变为鼓动独立的机关。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有的弃职逃命，有的被迫表示拥护独立。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势。12月2日革命军攻占南京，长江上下游革命势力联为一气，南方各省均告光复。湖北和上海军政府都倡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决定在临时政府未能成立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代表会议还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在南京召开大总统选举会。经过反复协商，革命党领导人多主张推举刚刚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仍留在武昌。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

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三权分立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总统府秘书长为胡汉民。政府成员有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等同盟会会员，也有实业部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等江浙立宪派名流，但张謇、汤寿潜等均未就职。掌握政府实权的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一批同盟会员。同时，各省代表会议改组扩充为临时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推举同盟会员林森为议长。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颁布了不少除旧布新的法令。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一般原则，使共和国的方案具体化和法律化。南京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及其所推行的政策，说明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府。它的成立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受到多方面的重大压力，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尽管临时政府声明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革命前清政府所借的外债，企图取得列强的承认和财政援助，但列强不仅始终未予承认，而且以政治经济手段压迫临时政府与袁世凯举行南北和谈。先是，武昌起义后北方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以载沣为首的清政府被迫起用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取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各地立宪派的拥护，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他所统率的装备精良的北洋军牢牢地控制着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并南下攻占了汉口、汉阳。在北洋军的武力威胁下，湖北都督黎元洪及革命党的不少领导人都主张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以换取他推翻清王朝，支持共和国。袁世凯也不断表示他的出山是为了救国拯民，一面命令北洋军停止进攻，一面派唐绍仪为代表南下谈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谈判已经开始，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通过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继续和谈。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次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誓效忠共和。

孙中山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借口北方发生兵变和列强干涉，拒绝到南京就职。孙中山等人被迫让步，允许袁氏在北京宣誓就职，并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北方各省的巡抚、总督一律改称都督。中华民国在形式上接收了北方的统治权，完成了国家统一。

北洋军阀的统治及混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迁后，依据《临时约法》规定，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人员结构却有重大调整。原来在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员，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人和官僚所代替。凭借北洋军的实力掌握中央政权，他们改变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施政方针，在解决重大政治难题时，常常直接以军队作工具，镇压人民，排除异己，实行军事独裁统治，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北京临时政府开始还不是北洋派独占的政府，同盟会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容忽视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除总统府由袁世凯直接控制外，唐绍仪内阁阁员大致是北洋派和同盟会平分秋色，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员参加了政府工作。在北迁后的参议院，同盟会仍占优势。所以这是一个以北洋派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不稳定性是十分明显的。

由于临时政府的存在，封建专制势力的政治思想统治已不可能象前清那样严密，而有了某些松动。民国元、二年间，全国出现了上百个党会团体，其中有政治纲领并企图竞争政权的就有三十多个。同盟会是最激进、最庞大的政党。1912年8月，它联合四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这个党虽然有少数人关注议会以外的斗争和保存地方实力，但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试图通过议会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为了清除革命势力独揽统治权，他逼迫主张调和南北矛盾的唐绍仪辞职，换上心腹赵秉钧。接着派人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使资产阶级推行政党政治的计划破产。孙中山、黄兴被迫逃亡国外，继续坚持反袁斗争。袁世凯还联合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进步党，与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对抗。1913年10月袁动员军警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便下令解散国会，另行组织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和参政院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基础不是人民，而是官僚，议员均由政府指定，选举只是形式。它们是此后民国史上一切类似机构的滥觞。1914年5月，袁世凯废除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大隅内阁乘机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经过五个月的交涉，1915年5月袁世凯承认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希图以此换取日本政府对其帝制自为计划的支持。同年12月，袁世凯公然称帝，改称中华帝国，以“洪宪”为年号。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怒，全国群起而攻之。蔡锷奉梁启超之命，潜赴云南，组织护国军，首先发难。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四川先后宣布独立。北洋派也酝酿倒袁。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6月6日忧惧而死。

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握政府实权，极力主张对德国宣战。1917年，坚决反对参战的黎元洪解除了段的总理职务。段策动北洋派军人宣布独立。驻扎徐州的张勋乘机率兵进入北京，于7月1日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见张勋复辟）。在天津进行幕后策划的段祺瑞，立即组织过逆军，攻入北京。于7月12日赶走张勋，重掌北洋政府大权，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并于8月14日对德宣战。段以“再造共和”自居，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8年2月纠集官僚政客组成新国会（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为恢复《临时约法》及国会，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他率领宣布脱离北洋政府的海军于1917年7月由上海到广州，联合两广、云贵地方实力派，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于9月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任海陆军大元帅，云南督军唐继尧和两广巡按使陆荣廷为元帅。护法政府拟由湖南进军北伐。段祺瑞为了实现武力统一，于10月派兵进入湖南，陆荣廷等为了和北洋军妥协，操纵非常国会于1918年5月改组并控制了军政府，迫使孙中山辞去大元帅，离粤赴沪。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失去统帅，内部权利之争日趋激烈，逐渐形成皖、直、奉三大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虽然把持中央政权，从日本得到大量借款，编练参战军，显示出比较雄厚的实力，但他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北洋派，追随段的地方实力派只有安徽、山东、浙江、福建等省。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主要在直隶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苏、江西、湖北），这一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直系得到英、美的支持。1919年冯国璋病死，曹锟和吴佩孚继承了首领地位。奉系首领张作霖则割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南方则有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和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此外，还有许多割据一省或一地的小军阀。除南北之间长期对峙的冲突外，军阀内部为争夺政权或扩大地盘而连年混战。为争夺中央政府控制权的大规模战争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20年7月发生的直皖战争。1918年段祺瑞对南方用兵，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加剧了直皖两系的对立，使双方矛盾公开化。段企图利用直系军队进攻湖南，坐收渔利。而攻入衡阳的吴佩孚则暗中与南方桂系首领陆荣廷谈判。1918年8月通电主和，指责皖系亲日卖国。次年秋，鉴于皖系扩军备战，直系遂联络奉系组织八省同盟。陆荣廷等也决定“联直倒皖”，秘密向吴佩孚提供物资，促其北撤。1920年5月吴自衡阳领兵北上，直达保定。1920年7月，段祺瑞组成“安国军”与直系军在直隶北部兵戎相见。奉军入关助直，皖军一败涂地。直奉两系控制了北京政府。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坐镇保定，以胜利者自居，俨然成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对此，张作霖不甘心，双方为争夺地盘和北京政府的支配权，很快产生了矛盾。1922年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是以亲直的靳云鹏内阁倒台，亲奉的梁士诒组阁为导火线。吴佩孚指斥梁士诒亲日卖国，矛头指向奉系。张作霖指挥奉军入关，双方在京津和京汉两铁路线展开激战，后因奉军一部倒戈，全线崩溃，张作霖败退关外，宣布东北“自治”。与此同时，两广发生粤桂战争。滇、黔、川地方军阀出现内讧，谁也不再打“护法”的旗帜。南北政治对峙虽然存在，但南与南战，北与北战，南北都失去了统一全国的力量。此时联省自治的政治思潮应运而生。湖南军阀首先挂起自治的招牌，制定省宪法，希图自保的地方军阀如云南、四川、贵州纷纷效尤。控制北洋政府的直系军阀则依恃其庞大的军队，高唱“武力统一”和中央集权。

直系战胜奉系后，独占北京政权。它先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推黎元洪复任总统，把徐世昌赶下台；接着便高价收买国会议员，操纵选举，于1923年10月抬出贿选大总统曹锟。这次“选举”使国会声名狼藉，议员被称为猪仔。从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国会彻底破产，曹、吴派兵南征北讨，军阀混战更加剧烈。

曹锟贿选后，全国各阶层代表人物纷纷表示反对，北方政局也发生变化。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断绝与北京政府往来，浙、沪一带成为反直的中心。卢永祥和奉天的张作霖及广东的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形成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派孙传芳进入福建，又支持江苏督军齐燮元，以威胁卢永祥。1924年9月3日发生齐卢战争（又称江浙战争），10月15日卢永祥战败。齐卢战争爆发时，张作霖趁势率十七万奉军攻入关内。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吴统率二十五万直军迎战，于是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中旬正当两军在山海关激战时，与吴佩孚素有矛盾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热河回师，发动政变，软禁曹锟，吴佩孚在山海关一带被奉军战败率残部自塘沽仓惶南逃。11月，张作霖、冯玉祥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奉系重新控制北京政权后，势力扩张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及上海，与地方军阀产生矛盾。军阀间的混战状态仍然没有结束。

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失败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国民革命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民国期间，中国仍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业工具落后，耕作几乎全部依靠畜力和人力，生产力低下。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上频繁的战乱，造成农村极端贫困，动荡不安。与农村相比，城市经济较为稳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较前清有所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无需再用金钱去捐官，刺激了他们发展实业的积极性；另方面，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有利时机。从1912～1920年，新建厂六百余家，新增资本总额约一亿六千多万元，超过1912年前五十年的投资。其中轻工业的发展比较迅速，1913～1920年间新增纺织工厂五十四家，资本总额五千五百余万元。除上海外，天津、青岛、武汉、芜湖等地成为新的纺织工业中心。在世界大战期间，新建面粉厂约一百家。中国由面粉输入国变为输出国。其他如蒸气动力、采矿、电力、交通运输、卷烟、榨油、造纸等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工业厂矿的分布，有从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向内地扩展的趋势。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对帝国主义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壮大。1918年在中外企业里工作的产业工人达两百余万人，此外还有一千多万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为了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自发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罢工次数逐年增加。1916年罢工十七次，1917年增至二十五次，1919年三十一次，1920年四十六次。参加罢工的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动辄数千人，说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内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袁世凯的专横统治和其后形成的军阀混战局面，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深为不满。为了改变假共和的局面，从改造社会入手，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为起点。为该刊物撰稿的是一批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他们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封建主义，树立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同时他们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他们提倡白话文，在文学领域进行一场革命，向“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旧文学挑战。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促进了人民大众的觉醒，但是这场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没有与正在成长壮大起来的新社会力量相结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给发动护法战争失败的孙中山及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很大的鼓舞。李大钊率先著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宣传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他指出，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一些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只有发动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走俄国革命的路。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战败而结束，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德奥等国也发生了革命运动。次年1月，英、法、日等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见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派代表出席会议。但会议拒绝了中国代表团关于收回山东主权的合理要求，而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舆论鼎沸。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破灭了。

5月4日，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的学生三千多人于天安门广场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拒绝和约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罢免亲日官僚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北京政府逮捕学生三十二人，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罢课，通电全国各地表示抗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见五四运动）。天津、长沙等城市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

6月初，北京政府下令查禁学生联合会，逮捕上街讲演的学生近千人。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人民首先行动起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六七万工人联合举行了政治大罢工。上海的“三罢”斗争，很快波及全国二十多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形成了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终于迫使北京政府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免去曹、章、陆的官职，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得以实现。在这次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此后，宣传各种新思潮的各种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于1920年先后在各地组成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各小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李达、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王烬美、陈公博等十三人，大会通过的纲领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工人、农民、士兵进行社会革命，废除私有制，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大会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他们三人组成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机关。次年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组织民主联合阵线的主张，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组织工人运动，1922年由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开始掀起了全国工人罢工的高潮。但次年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血腥镇压，从此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的教训，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参加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同时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这次代表大会对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和后来国民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展开革命活动的同时，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孙中山也建立了联系。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从广州来到上海。五四运动使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并开始注意俄国革命的经验。他深感中华革命党和旧国民党的组织形式都不能适应革命需要，在1919年10月，进行了一次整顿，更名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粤桂战争之后，孙中山于11月重返广州，一度恢复军政府再揭护法旗帜。次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建立正式政府。孙中山积极准备出师北伐。但平定桂系军阀后，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于1922年4月在广州发动政变。孙中山于8月被迫离开广州到上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建议，李大钊也多次拜访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孙中山接受了改组国民党的建议，于9月召开国民党在沪各省负责人会议，拟定改组宣言及党纲党章。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共产党领导人，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进行多次会谈，共同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随后，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去日本热海与在那里的越飞继续会谈。同时孙中山策动滇军和桂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继又聘苏联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协助改组国民党。10月，孙中山指示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委任廖仲恺、许崇智、谭平山等九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代表一百九十六人，其中共产党员二十四人。孙中山以总理身分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大会通过了《国民党章程》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重点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民权主义是要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则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这样解释的新三民主义，其主要内容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是相同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大会选出新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一届一中全会组建了中央党部，设立秘书处及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妇女、海外、军事等八部，共产党员也参加了中央党部的工作。中国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组织和领导下，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南部广泛展开，并迅速扩展到北方。

在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的帮助下，孙中山总结了历次失败的教训，决心建立一支革命军队。1924年6月，新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正式开学，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军校招收学生五期，共约七千四百人，成为广东革命政权的重要支柱。1924年10月，孙中山依靠军校学生组成的革命武装，在工农群众组织的支持下，平定了以陈廉伯为首的商团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与此同时，孙中山率军北伐，拟出韶关攻赣南，支援江浙卢永祥的反直战争。

这时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卢永祥和奉天的张作霖及广东的孙中山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9月卢永祥与齐燮元发生战争，张作霖趁势率奉军攻入关内，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中旬冯玉祥乘机发动北京政变，结束了直系军阀的统治。在国共合作领导下，北方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日趋高涨。受到国民革命影响的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组成以黄郛为代理国务总理的临时混合内阁，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同时为了联络皖系军阀，缓和与张作霖的矛盾，又请段祺瑞出山。段祺瑞于11月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应段、冯、张等人的邀请，孙中山决定北上。孙中山在北上途中，一再声明北上的目的在于求和平统一，召开由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并废除不平等条约。全国各地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群众组织，帝国主义列强和段祺瑞政府对孙中山的北上十分恐惧。段上台后立即宣布，尊重不平等条约，以此换取列强承认，并于1925年初召集由军阀官僚参加的善后会议，下令查禁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团体。孙中山由于旅途辛劳和对段政府的痛恨，肝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临终遗嘱唤醒民众，将革命进行到底。

同年4、5月间，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连续制造了几起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继福州惨案和青岛惨案之后，又在上海枪杀工人及学生六十多人，造成五卅惨案。惨案引起了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迅速波及全国。香港工人大罢工坚持一年多（见省港大罢工）。在政治上、经济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形成。

孙中山北上后，广东政府为肃清两广境内的军阀势力，先后举行两次东征，肃清了盘踞潮州及东江一带的陈炯明残部，又平定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1日，改组大元帅府，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采取委员会议制，以汪精卫为主席，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分别担任财政、外交、军事部长。所属军队一律改组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3月，广西李宗仁、黄绍竑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其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自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翼集团妄图改变孙中山三大政策，猖狂进行反共活动。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在广州被刺杀，谢持、邹鲁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提出“弹劾共产党书”。接着在上海另立所谓中央党部，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北京西山会议为非法（见西山会议派）。1926年1月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重申接受孙中山遗嘱，完成国民革命的决心，对右派分子给予党纪处分。新成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等九人组成。担任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过程中他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但蒋介石随着地位的上升，暗中加紧了反共夺权活动。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他削弱了共产党人在军内的力量，并将共产党人排斥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汪精卫被迫出国之后，他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了军政大权。1926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誓师北伐。

当时，北方军阀混战加剧，北京政变后奉系军力膨胀，总兵力达三十五万人。奉军入关，并南下控制了江苏、上海一带。孙传芳联络长江下游直系军阀驱逐奉军，拥兵二十万，割据于苏、浙、皖、赣、闽五省。吴佩孚乘东南战争之机于两湖东山再起，并攻入河南，拥有总兵力约二十万。在京津地区，奉军与国民军矛盾激化。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失败被杀。国民军乘机控制了直隶全境。由于国民军的革命倾向日趋明显，1926年初，奉、直两系在讨赤的名义下勾结在一起，从南北夹击国民军。吴佩孚沿京汉路北上，奉军占领天津。冯玉祥被迫通电引退。北京发生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群众的“三·一八”惨案。至4月中旬，段政府垮台。国民军由北京向南口撤退，直、奉军占领北京后，攻击南口，双方激战达四个月之久。

正当南口激战时，广州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约十万人，分三路北进。北伐军主力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湖北正面主攻。由于工农群众运动的有力支援，北伐军节节取胜。10月攻占武昌，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此，盘踞江西一带的孙传芳决定袭击北伐军。北伐军乃于9月初命二、三、六军进攻江西，11月初，四、七两军东下增援，北伐军于南昌一带歼灭孙军主力十余万。12月北伐军第一军由福建经浙江北上，次年3月中旬抵上海附近。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21日占领上海。与此同时，沿江东下的北伐军于24日占领南京。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全为北伐军占有。同时在北方，退到绥远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从五原绕道宁夏、甘肃攻入陕西、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进军。

北伐军之所以能取得迅速胜利，与国共合作领导这次战争是密不可分的。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北伐胜利进军，党的组织也随之发展，1927年初全国共产党员已达五万七千多人。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使帝国主义列强十分恐慌。他们一面推行炮舰政策，在各地制造惨案，屠杀中国民众；另一方面则加紧在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代理人。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迁武汉。武汉政府初期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领导下，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了党权。这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他由南昌到达上海后，便与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势力勾结在一起，在国民党右派的支持下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宁、汉两个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和谈判，至7月中旬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公开宣布“分共”，解散工农团体，镇压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发表声明，揭露蒋、汪背叛革命，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国共合作至此破裂，国民革命宣告失败。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和张作霖的北京安国军政府各霸一方，互相对峙。冯玉祥则控制着陕西、甘肃、河南三省。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与刘文辉、广东的李济深等都各占一方，处于实际独立状态。经过清党后的国民党，已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并分裂为许多派系，各派系在反共态度方面虽然一致，但在争夺党权、政权、军权方面却互不相让。

1927年9月，南京政府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联合汪精卫集团，逼迫蒋介石下野。武汉政府宣布并入南京政府。南京、上海和武汉的国民党各派系合组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南京政府，以谭延闿、汪精卫、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但蒋介石依靠其掌握的军事实力，于1928年1月东山再起。通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虽然掌握了中央政权，但还没有力量控制地方，不得不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四个政治分会，分别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主席，表示承认地方实力派的地位。

当南方政局陷入混乱之际，盘踞北方的张作霖及孙传芳乘机反攻，对国民党实力派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分别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担任。1928年4月，北伐军沿津浦、京汉两铁路向北推进。张作霖的安国军节节败退。5月3日，北伐军攻入济南，日本军队悍然进行武装干涉，制造惨案（见济南惨案）。北伐军绕道北进，6月初逼近京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便退回关外，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于撤退途中被日军炸死（见皇姑屯事件），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司令”。经过半年的谈判，张学良于12月29日通电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见东北易帜）。至此，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南京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各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巩固其统治。蒋介石以实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为名，颁布“训政纲领”，推行“以党治国”：由国民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政府总揽治权”。政府由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组成。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1929年3月，蒋介石通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使汪精卫的改组派等一切反蒋派别都受到打击和削弱，蒋进一步控制了党权。为了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镇压和对其内部的控制，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贺衷寒、戴笠等人建立特务组织，于20年代末组成CC集团，于30年代初组成“力行社”（其外围组织称“中华民族复兴社”）。这两个组织后来分别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同时还在各省市推行保甲制度，加强对城乡人民的控制和压迫。

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国民政府声明对北洋政府遗留下来的外债，一般均予承认。在关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事件和济南“五·三”惨案的交涉中，采取了“忍让”的方针。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了“关于重订新条约之宣言”，否认列强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经过谈判，列强承认了中国关税自主，但仍附有一些不平等条件。

得到江浙一带大资产阶级支持的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财政措施，以促使经济发展和增加政府收入。由于连年用兵，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军费占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为了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在先后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和孔祥熙主持下，提高了关税，对盐税大加整顿，又裁撤厘金，对工业产品统一征收统税。关税、盐税和统税逐年增加，在国民党统治初期，约占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整理金融外债，成立了中央银行，享有经营国库、发行钞票和办理内外债的特权。此外，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全国货币，逐步确立了政府对金融的垄断地位。随着国民政府一系列经济措施的实行，到3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最重视的是军事。整顿财政、增加税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蒋介石掌握的军事实力。1929年初，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企图裁减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的军队。这就激化了他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同年3月，首先爆发的是蒋桂战争，以桂系失败告终。接着发生蒋冯战争、第二次蒋桂战争和蒋唐（生智）战争。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讨伐令”的蒋介石在这次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1930年发生的蒋阎冯大战，历时七个月，双方死伤三十多万人，这是民国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战争期间，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反蒋派别在北平联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了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随着阎、冯在战场上的失败，张学良指挥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介石，阎、冯和桂系反蒋联合战线倾刻瓦解了。蒋阎冯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企图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蒋的主张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的激烈抨击。蒋于1931年2月将胡扣押，并于5月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于是，国民党各派要人集中到广州召开非常会议，通电要求释放胡汉民、罢免蒋介石，并于5月28日成立了国民政府，推汪精卫担任主席，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陈济棠指挥粤军北上，宁粤战争爆发。正当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抗日，国民党各派系也不得不停止混战。12月，蒋介石被迫辞职。宁、沪、粤三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南京联合召开会议，改组南京政府，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广州政府虽然宣布取消，但孙科无力应付日益混乱的局面和财政危机，于次年1月辞职。蒋介石重新上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从此开始蒋汪合作的局面。

当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在南方农村蓬勃展开。为了反击国民党背叛革命和对工农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两万余人，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指挥，于1927年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趁秋收时节发动农民暴动。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2月，张太雷、叶挺等发动广州起义。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各地起义均遭失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撤退到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此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先后到达井冈山，壮大了革命队伍。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展开土地革命，创建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统治。此后，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都有很大发展。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和闽浙赣等几个地区。此外，还有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陕北等十几块根据地。各根据地先后开展了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变封建地主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红色政权获得深厚的群众基础。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特别是红色根据地的发展，国民党十分恐慌。从1930年蒋阎冯大战结束后，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内加强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控制，发动新生活运动，对进步文化实行文化“围剿”。一方面抽调庞大兵力，由蒋介石指挥，对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四次军事“围剿”。工农红军打破了蒋介石的四次军事“围剿”，发展到三十万人，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战而退。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见“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定《淞沪停战协定》，将十九路军调往江西、福建反共战场。同年2～3月，日本公然以清废帝溥仪为傀儡，于长春成立“满洲国”。日本侵略军于1933年上半年大举进攻热河。驻守长城一线的国民党驻军奋起抵抗，在喜峰口、冷口及古北口等处，屡败日军（见长城抗战）。冯玉祥同共产党人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对日作战，收复察哈尔失地。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抗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见福建事变）。这些抗日活动先后被南京国民政府取消或镇压。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被迫从察北和冀东撤退。1934年，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华北，收买汉奸，制造“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接受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提出的种种苛刻要求（即“何梅协定”），取消河北、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党部，禁止人民“排日”，撤退在河北境内的中央军。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又屈从日本的压力，撤销北平军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使冀、察两省特殊化。

对日本侵略者奉行退让政策的蒋介石，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却不断发动军事“围剿”。1933年7月，他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见庐山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和教官，训练了大批军事人员；并于9月集中了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就有五十万。当时，由于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致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局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了全面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他们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借此排斥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终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共八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同时长征的还有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1936年7月，湘西的二方面军也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地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引起了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同时共产国际针对世界法西斯势力扩张的情况，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北平开始的“一二·九”运动，使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国民党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进一步分化。在1935年底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坚持不承认“满洲国”的立场，对日态度转趋强硬。中日谈判陷入僵局。国民政府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开始作了一些抗日准备，但对内仍坚持反共方针。当时奉命在西北“围剿”红军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他们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并同共产党建立了抗日合作关系。1936年12月12日他们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经过谈判，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后被释放。他一回到南京就扣押了张学良，并将东北军和西北军调离西北。但迫于全国要求抗日的政治形势，他不得不在实际上改变十年来的内战政策，开始与共产党谈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民族和解的起点。

中华民族团结抗战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征服中国的计划，于1937年7月7日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武装挑衅，并由此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见“七七”事变）。日本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促使爱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团结御侮，共赴国难。驻守平津的中国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面密令军队北上增援，一面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事变的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否则只有抗战到底。国民政府的抗日决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政府虽表明应战决心，但仍幻想英、美列强出面干涉。二十九军因孤军奋战失利，平津终被日军占领。日本侵略者又于8月13日侵犯上海（见淞沪会战）。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淞沪地区的七十余万中国军队奋勇抵抗达三个月之久。日军以死伤五万人的代价于11月初攻占上海。中国军民损失惨重，但使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迅速扩大，造成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蒋介石出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另设国防参议会，以各党派的领导人和社会名流为参议员。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颁布战争指导及作战指导计划。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李宗仁分别担任各战区司令长官。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国民党在政治方面作出若干改革的许诺，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释放了政治犯。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共产党即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动员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的主张，并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为了表示共御外侮的决心和诚意，共产党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名称和停止土地革命，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下辖三个师，共四万余人）和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相继奔赴抗日前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纪元。

平津陷落后，日本增兵华北，总兵力约三十万，分别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扩大侵华战争。沿平绥线进犯的日军占领张家口、大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奉命在山西组织抵抗日军，卫立煌统率的国民党中央军及晋军在忻口一带阻击日军，激战二十余日。八路军也参加忻口会战，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见平型关战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与此同时，沿平汉线南犯之敌于占领石家庄之后，分兵西犯。国民党中央军及晋军纷纷南撤，11月9日日军占领太原。由石家庄南犯的日军11月5日陷安阳，刘峙统率的国民党中央军不战而溃。防守津浦路方面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弃黄河天险不守，逃到鲁西南。日军12月27日攻陷济南。从此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防御战争基本结束。

日本的工业水平和军事装备都远居中国之上。在强敌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于1937年11月决定迁都重庆。由于蒋介石及政府中枢主要人员迁往武汉，所以1938年10月以前，武汉是中国抗战、内政及外交活动的中心。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大城市。战争爆发后沿海工业遭到浩劫。为了发展战时生产，支援抗战，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及私营工厂约六百余家在政府的协助下迁往内地，为战时西南和西北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还有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大中学校师生也陆续内迁。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后，蒋介石部署了南京保卫战。唐生智奉命统率十余万军队保卫南京。南线日军攻占上海后分三路进犯南京。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约有三十万中国人被杀害（见南京大屠杀）。此后，日军一部沿津浦路北上，企图与从华北进入鲁南的日军合围徐州，但被中国军队阻止在淮河一线。同时在李宗仁指挥下，集结在鲁南地区的十二万中国军队与三万日军展开会战，取得台儿庄大捷，消灭日军万余人。

日本一面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面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谈判条件”，期望中国政府在其武力打击下屈服，但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日本的苛刻条件，日本近卫内阁遂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中国爱国政治力量以团结抗日回答了日本的恫吓。1938年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及宣言，表示抗战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对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工作都加以改善。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邀请周恩来担任副部长，郭沫若担任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文化艺术界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在宣传抗日及振奋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组成有国民党、共产党、国社党、青年党、救国会等各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取代了国防参议会。中国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抗战活动，毛泽东在延安作《论持久战》的讲演，驳斥了“亡国论”及“速胜论”等错误思想，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总方针。但国民党当局仍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主张，继续实行其片面抗战方针。国民党决定强化其组织，实行总裁制，以蒋介石、汪精卫为正副总裁，继续坚持一党专制和独裁政策，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国民党控制和训练青年的组织。

日军在台儿庄受挫后，便增派援军，重新部署兵力，从南北夹击徐州，企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在徐州一带的六十万中国军队奉命避免决战，向豫南和鄂北转移。日军占领徐州后，在合肥、芜湖、南京等地集结，沿大别山山麓和长江两岸西犯，目标是攻占武汉。为了保卫武汉，中国调集约一百万军队，组成四个作战兵团进行防御堵截，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四个月，但终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见武汉会战）。与此同时，日军在广东沿海登陆，国民党军队撤离广州，退至粤北山区固守。武汉撤退后，国民党军政机关迁到长沙。11月底，蒋介石主持在湖南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制定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提出以整训部队、强化战力为中心。会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强调的游击战略，抽调部队进入敌后。还重新部署军事力量和调整战区，简化了指挥层次，军委会下辖十个战区。

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实行片面抗战的方针和战略战役上指挥失误等因素，抗战仅一年余，国民政府退到西南一隅，大片国土遭到日军蹂躏。但中国军队的抵抗和战略退却，消耗了日军的力量，使日本速战速决的计划彻底破产，并为持久抗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从1938年底起，日本暂时停止了对正面战场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推行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并竭力寻找其代理人，以实现“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企图。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屈从日本的压力，散布“再战必亡”的谬论，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经日本特务机关秘密策动，汪精卫一伙于1938年12月从重庆逃往上海敌占区，先组成伪国民党中央，接着于1940年3月在南京组成傀儡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前此，日本制造的北平“华北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均并入汪伪政权。日本侵略军在沦陷区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汪伪政权和“满洲国”一样，都是侵华日军的工具，随着1945年日军战败而垮台。

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败退的同时，坚持全面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迅速地开辟了敌后战场，建立了大小十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聂荣臻统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创建的晋察冀边区，贺龙、关向应领导的八路军一二○师建立的晋绥边区，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统率的一二九师建立的晋冀鲁豫边区，及叶挺、项英、陈毅等率领的新四军开创的江南、江北根据地。此外，还有东北抗日联军和广东华南抗日游击队建立的根据地或游击区。从1938年7月至1941年5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敌作战三万余次，毙伤日军十二万人，伪军八万余人。其中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持续作战三个半月，毙伤敌伪军两万五千余人。至1940年，抗日根据地人口发展到一亿，军队近五十万。因此，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吸引了侵华日军的主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了全国抗日的中心。共产党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由抗战初期的约四万党员，增加到八十万，成为完全成熟的全国性的大党。1941年和1942年，由于日伪军的反复“扫荡”和华北地区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据地范围缩小，人口和军队都有所减少。在极端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普遍展开反扫荡斗争。至1943年底，根据地又恢复到1940年的规模，为实行战略反攻打下了基础。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的发展，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1939年初，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除表示要继续抗战外，最重要的议题是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开始推行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不仅公开叫嚷“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多次制造反共军事摩擦。1941年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袭击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中国共产党人作了有力的回击，揭露其内战阴谋，迎击其军事进攻，但为了民族的利益，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博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许多国家的人民自愿捐款或来华支援中国抗战。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努力争取欧美国家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但在1938年底之前，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政府，美英等国政府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援。1939年，美国政府废除《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后，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处境困难的中国基本上是独自抗击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日正式宣战，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联为一体，美、英与中国正式结盟，在重庆召开了“东亚军事会议”。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将军史迪威为总参谋长。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配合盟军作战，给日军以重创。1942年，中国从美、英国家得到大量贷款和军火物资援助。次年经过谈判，中国政府与美英等国签订新约，废除了不平等条款，取消了领事裁判权。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商定了联合对日作战计划。此后作为世界四大国（美苏中英）之一的中国，积极参加组建联合国的活动。

抗战以来，国民党统治集团始终拒绝实行民主改革，顽固地坚持腐败的独裁制度。1943年8月林森逝世后，蒋介石接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行政院长，直接掌握党、政、军大权。他借口适应抗战需要，大力强化独裁统治，加紧反共宣传，鼓吹封建专制主义，摧残进步文化，广设集中营，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同时，由于政府实行对金融和工业的垄断，对农民横征暴敛，使民族工业凋敝，农业经济衰败，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日益困苦。这一切引起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普遍不满。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团体不断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派驻重庆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积极领导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要求民主的斗争，发展壮大了抗日民主力量。

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被美国切断。侵华日军集中五十一万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在豫中、长（沙）衡（阳）、桂（林）柳（州）诸会战中，各地中国陆军在中美空军的支援下，大都进行英勇抵抗，战况激烈，日军伤亡惨重。但由于国民党当局企图保存实力，对抗战趋于消极，对日军冒险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使中国损失兵力六七十万。至1944年底，日军侵占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福建省的一部分领土。日军虽一度打通大陆交通线，但兵力更加分散，战线更加延长。1945年春，中国陆军在西南各战区开始反攻，取得湘西战役的重大胜利，并收复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与此同时，乘大批日军南下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向日伪军展开全面攻势作战。1944年初至1945年春共毙伤日伪军三十八万余人，俘日伪军九万余人，收复县城七十七座。抗日主力部队发展到九十余万人，民兵两百多万。在华北、华中、

华南建立了十九个大解放区，使日军占领的大多数城市和重要交通线都处在抗日军队的威胁之下。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国共两党都在考虑战后中国的命运。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总结了抗战中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条不同的路线，指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才是时局的出路。5月5～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国民党政纲、政策及有关措施，虽也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以“实施宪政”，但拒绝成立联合政府。这实际上是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党还为发动反共内战作了准备。蒋介石连任总裁。国共两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在战后建立什么样国家的问题上斗争日益尖锐。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就对解决国内政治问题进行多次会谈，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妄图限制和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政权，使谈判陷于僵局。美国为了利用中国抗战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总参谋长。他与国共两党都保持合作的关系，但1944年10月史迪威被调回国（见史迪威事件），美国派赫尔利和魏德迈来华，美国对华政策即从联共抗日向扶蒋反共转变。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扩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但日本拒绝接受。8月，以外交部长王世杰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被迫承认有损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同时，美国在日本掷下两枚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一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中国军队在各地向日军展开全面反攻，收复国土。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包括中国本土（东北三省由苏军受降）、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共有日军一百二十八万，伪军一百四十六万。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与中华民国的终结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共两党在对日受降及国内政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尖锐的冲突。蒋介石把全国划为十五个受降区，各区受降长官都委派了国民党系统的战区司令长官或方面军司令官，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都远在西南、西北，调动需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却大都在华北、华东地区，这一带正是日军主要占领区。为了阻止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受降，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的部队照计划推进，而命令共产党的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由于美国陆海空军直接帮助运送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接收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长沙、武汉、南昌、太原等大城市及许多战略要地，收编伪军数十万人，并将各大城市敌伪经营的庞大的工商业资产变为所谓“国有”企事业，从而使官僚资本恶性膨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中国共产党坚决拒绝蒋介石“驻防待命”的命令，并声明国民党不能代表解放区接受日伪投降。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夺取并解除日军武装，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并配合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作战。各地解放军收复威海卫、烟台、张家口、邢台、邯郸、焦作等中小城市近两百座。对此蒋介石惶恐不安，除以“维持治安”为名命令各地日伪军抗拒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外，还借口“恢复铁路交通”派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造成严重的内战危机。

当时，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各阶层人民迫切需要国内和平，休养生息，强烈反对内战。国际进步舆论也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945年8月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会谈的中心是政权和军队问题。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承认解放区政权和军队，以实现国内和平，避免内战；而蒋介石则坚持所谓“军令、政令统一”，其目的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蒋介石一边谈判一边派兵进攻华北各地解放区，施加军事压力。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实行自卫反击，于绥远、上党及邯郸等地接连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10月10日发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见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但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协议。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见马歇尔调处），调解国共争端，促成“中国之统一”，其目的是企图在中国组成一个以蒋介石国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12月，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经过多次谈判，1946年元月5日国共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国共双方发布停战令，由张群、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执行停战令。在停战令颁布的当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在此以前，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人士积极为国内和平奔走，主张通过政治革新，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要求民主，在促进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政协会议围绕着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问题、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等五个方面进行讨论。斗争的焦点是政权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辩，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规定全国团结一致建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化，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和平发展，等等。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国民党虽然也宣布批准政协决议，但提出许多保留条件。接着，在3月间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则公然不承认政协会议的约束力，继续鼓吹一党专政。同时对全国人民要求遵守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的活动横加破坏镇压，制造了“较场口事件”、“李闻血案”及“下关惨案”等流血事件。国民党为独占东北三省，蛮横地拒绝与共产党谈判有关东北问题。苏联军队自东北撤退后，由美国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部队十余万人到达东北，进驻长春、沈阳等城市。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频繁进犯，造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对于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种种行径，共产党进行了坚决斗争，一方面坚持与国民党谈判，在马歇尔的斡旋下，2月完成国共整军方案，3月达成东北停战协议；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自卫战争。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关内各地调集军队和干部约十五万人到东北，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使国民党未能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同时在各解放区普遍开展练兵运动、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增强了解放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国共谈判也转到南京举行。蒋介石借口共产党拒绝从苏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调集二十万军队，于6月大举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共双方实力对比甚为悬殊，国民党兵力为四百三十万，其中正规军约两百万，拥有现代武器装备，控制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占据着大城市和交通干线，拥有现代工业技术和丰富的资源，在军事物资和财政上得到美国政府的大量援助，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及经济实力方面都处于劣势。解放军只有一百二十多万人，装备简陋，没有空军和海军。解放区只有一亿多人口，现代工业甚少，经济上没有外援，但在国内外得到道义上的声援。国民党依恃其军事优势，把一百六十万军队用于内战第一线，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方针。计划一举全歼中原解放军之后，攻占苏北，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关内解放军，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攻占了解放区的一些城市，1946年11月11日攻占张家口时，达到了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高峰。

占领张家口后，国民党当局以为胜利在望，便不顾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反对，公然践踏政协决议，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由于内战日趋剧烈，1947年1月马歇尔宣布调解失败回国，美国退出军调部；中共驻南京、上海等地军调处的代表被迫撤回延安。国民党一意孤行，于同年3月又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在民主宪政的幌子下，继续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

对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方针，主要目标在于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而不是保守或夺取城市。因此，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作战，经过中原突围的胜利、苏中战役、定陶战役、晋北战役、新开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等十几个战役，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至1947年2月，解放军以二十四万人的损失，歼灭国民党军队七十一万人。由于兵力不足，蒋介石自1947年3月被迫放弃全面进攻，对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转取守势，集中兵力对南部战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到同年夏天，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孟良崮等战役，陕甘宁和山东两解放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6月底，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约十三万人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华北；抗日战争胜利后依靠华北，夺取东北。1947年，共产党向全国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开始全力开辟中原地区。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南下，八九月陈赓、谢富治率领另一支晋冀鲁豫野战军八万余人，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十八万余人越过陇海路，辗转于豫皖苏地区。三支大军互为犄角，逐鹿中原。这一胜利，冲破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围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同时，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了经济命脉，民族工商业破产。财政经济急骤恶化，民不聊生。在京、沪、平、津等大城市里接连发生以学生为主体的抗暴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形成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抢米风潮席卷全国。广大中间阶层迅速觉悟。1947年7月，蒋介石发布“戡乱总动员令”，解散了民主同盟。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抛弃了中间路线，拥护中共的主张。国民党进一步分化，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与中共联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在全面防御计划破产后，蒋介石被迫采取分区防御。为此，1947年底至1948年夏在华北（北平）、东北（沈阳）、华中（汉口）、华东（徐州）、西北（西安）分别设立了“剿匪”总司令部，并提出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体战方针。但这并未能改变国民党的败局。各地解放军经过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运城战役、临汾战役、盐城战役、豫东战役、西府陇东战役、洛阳战役、襄樊战役、胶济路中段战役及东北解放军的秋季和冬季攻势作战等，从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共歼灭国民党军一百五十二万人，收复或攻克石家庄、四平、吉林、沈阳、开封、潍县、临汾、延安、宝鸡等县城以上大小城市一百六十四座，使解放区联成一片，并开辟了新的中原解放区。1947年，在解放区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数百万农民子弟参加了解放军，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在新解放的城市里，积极执行保护工商业、学校、教堂的城市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194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前此到这里的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面对日益有利的战争形势，中共中央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

为了挽救危局，1948年7月底8月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即裁撤绥靖区，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于沈阳、北平、西安、汉口、徐州五大战略要地，以卫立煌、傅作义、刘峙、胡宗南、白崇禧分别担任总司令，掌握各战区的军政大权。各“剿总”企图依托大城市坚固的阵地进行防御。同时抽调精锐部队组编机动兵团，加强应援能力。蒋介石还计划把东北的国民党军撤至关内，以便集中兵力。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在蒋介石尚未决策从东北逃跑以前，首先发动辽沈战役。为了就地歼灭国民党军，东北野战军七十万人在林彪、罗荣桓指挥下，连续作战五十二天（9月12日至11月2日），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七万，攻克长春、锦州、沈阳，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同时，华东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攻克济南，歼灭国民党军十余万人。华东野战军及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指挥下，发起淮海战役。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这次战役，是国共两党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决战。国民党军集结近八十余万人，解放军六十余万人，经过六十六天（1948年11月6日至次年1月10日）的激战，解放军以伤亡十三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在淮海战役接近结束时，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会合，发起平津战役，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指挥包围平津。经过六十多天战斗和谈判，以伤亡三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攻占天津、张家口等城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在三大战役中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解放军，各地支前民工达五百四十万人，支前粮食近十亿斤，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同年春，解放军实行统一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各野战军相继改称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大大提高了正规化程度和机动作战能力。3月5～13日，中共在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全会制定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方针。全会认为，全国胜利后必须“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会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经过三大战役，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主力部队几乎损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都已濒临绝境。国民党的总兵力下降到二百零四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只有一百四十六万人。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经济情况迅速恶化，金圆券急剧贬值，物价飞涨，从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上海的物价上涨了八万多倍。政府财政枯竭，赤字高达九百万亿元。翁文灏内阁无法维持政局宣告垮台。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倾轧愈演愈烈，四分五裂，南京政府已陷入“一国三公”的境地。蒋介石派宋美龄赴美乞求援助，未能成功。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众叛亲离的蒋介石政府已很难挽救了。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一方面在长江以南及西北地区继续拼凑军事力量，准备抵抗；另一方面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乞求“和平”，并提出以保存“宪法”、“法统”和国民党军队作为国内和平的前提，其真正的目的是企图取得喘息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提出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八项条件，作为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蒋介石求和的阴谋被揭露以后，被迫于1月21日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氏退到浙江奉化家乡后，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分操纵南京政府。

李宗仁上台后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派遣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到北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和谈代表团。4月1日双方举行谈判，南京代表团要求人民解放军不渡长江，妄图造成隔江分治的局面，以维持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统治。中共拒绝了南京代表团的要求，于4月15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在惩办战犯和改编军队等方面对国民党作了一些让步，限定以4月20日为签定日期。李宗仁拒绝签字，声明撤销谈判代表，和谈破裂。国民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准备作最后挣扎。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防线，于23日解放南京。中华民国在大陆最后一届反动政府垮台，宣告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统治的结束。接着，解放军攻占上海、杭州、南昌、武汉等城市，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三万余人，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向两广、西南、西北及台湾等地。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前台，在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直接掌握军政大权，后又退到四川，企图负隅顽抗。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人民解放军分路展开追歼战，席卷两广、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绥远、新疆、湖南、云南等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蒋介石带领余部逃往台湾省，仍沿用“中华民国”。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献；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华民国时代结束，开始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