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世人对他的历史评价泾渭分明，有人说他是野心家、独裁者、革命叛徒，另一些人则称他是政治家、军事家、革命领袖，但有一点没有人能否认，无论如何他都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不过，从其家世、出身、天赋以及奋斗历程来看，35岁之前蒋介石并不显山露水。

　　出身于浙江奉化溪口一没落盐商家庭；幼时顽劣无赖，虽4岁入学，但到16岁才勉强读完四书五经；考童生不中，科举无门，遂一心转习新学；日俄战争后，决心游历日本学军，几经反复终获公派资格；在东京镇武学校炮兵班学习三年，因性格冷淡颇不受欢迎，毕业后以候补士官生在日本军队实习，日常工作乃洗刷马匹以及服侍上级之类杂务；武昌起义之后始参与革命，但常有起落，甚或投机于十里洋场，混迹于烟花柳巷，托庇于青帮堂会……

　　提起蒋介石的“一飞冲天”，即便他在日实习时的官长“大胡子将军”长冈外史，也百思不得其解，“说不出（蒋介石）有出人头地的表现”。

　　然而，他的人生经历却与中国现代史风云际会。1911年他24岁时融入中国现代史的进程，至1926年他39岁时已然能左右中国的走势，1938年他51岁时更成为整个民族命运的“统帅”。现在，我们只想弄明白的只是，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那段大开大合的历史中，他又是如何挥洒出了自己人生的浓墨重彩？2006年，蒋介石日记手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目前公开的限于1917年至1931年，即蒋30岁至44岁时写的日记，但此前已有1943年以前的日记及研究传世，这些对于满足我们的好奇本已足够。更何况从而立至不惑之年，是蒋介石“打天下”的创业年代，是他生命中最色彩斑斓的岁月，也是世人了解相对较少的时期，同时也对应着中国近现代史上波诡云谲、影响深远的一页。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从中学校园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用了18年；由人民教师变成历史学家，杨天石差不多用了30年。如今，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70岁的杨天石说一旦发现新的史料，他就会兴奋。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记原件，在此之前，杨天石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着查看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如今已经回到北京的杨天石，经常会接待关于这些日记的咨询和访问。鉴于他的研究和掌握的各种信息比较完全，杨天石可能是国内目前能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人之一。

　　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很高

　　人物周刊：在你看过这些蒋介石的日记后，你觉得其内容的真实性如何？

　　杨天石：我认为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日记有许多种，一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写的时候他就想，我要出版，我要让你看，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伟大，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己用的，蒋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用、自己看的。为什么？蒋写日记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进行自我道德修养，蒋介石这个人年轻时毛病很多。我总结了他早年性格上的五大坏毛病，第一好色，第二多疑，第三暴躁，第四任性，第五孤僻。但他又是一个道学家，他要进行自我道德修养，他想做“中华民国的模范”。他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自己性格上的毛病呢，他就要记日记，进行反省。第二个目的是总结他本人治党、治军、治国的经验。有人说蒋写日记是为了自我表现，这种说法首先违背一个基本知识，就是蒋的日记在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到2006年，而且是经过很多周折后才公布的。

　　另外，他的日记里有好多个人隐私，对谁都骂，例如，对朋友，对亲戚，对同僚，他都骂。那都是不适合公布的。当然我这么讲，不是说蒋的日记任何假话都没有，他把自己说得好一点、美一点，在对列强的关系上慷慨激昂一点，也是有的。但是，从总体看，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因此也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这项资料不可不用，如果不用的话，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人物周刊：这次公布的部分日记，史料价值在哪里？

　　杨天石：最大的价值就是比较完整，你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蒋某年、某月、某日做了哪些事。另外就是原汁原味。

　　人物周刊：对于你们的研究有那些突破？

　　杨天石：我给你讲个例子。以前史学界都这么讲，日本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北大营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东北全丢了，历史学家都这么说。但是张学良去世之前，他回答访问者的提问时说，不抵抗是我张学良自己决定的，跟蒋介石没有关系。我看了日记以后发现，这个“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还是蒋介石，时间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打张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济南，不让蒋北伐，蒋的日记里边清清楚楚地写了七个字，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是个什么人？
　　人物周刊：内地对蒋介石有没有一些误解？

　　杨天石：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前对国民党的抗战通常讲八个字，叫“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是你现在如果去参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展览，就会发现，这八个字已经不见了，在原来写那八个字的地方，换了新的八个字，叫“正面战场，继续作战”。

　　人物周刊：这种改变能说明什么呢？

　　杨天石：说明我们过去的看法有片面性，不大准确。在那个展览上你还会发现，蒋介石的照片出现过两次，两次都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一次是1937年的庐山谈话会，蒋介石发表讲话，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这是蒋在作全面抗战的号召，是将蒋的照片作为正面形象显示的，而不是我们过去漫画里的光头，头上还贴着膏药。另外一次出现，就是开罗会议，开罗会议肯定台湾、东北这些被日本占领的土地都要归还中国，蒋是有功的。

　　人物周刊：蒋介石有没有可以圈点的政治智慧？

　　杨天石：蒋当然有他治国的理念，但不能说是什么“政治智慧”。这个问题太大了，只能简单地说一说。外交上，他采取的是温和的软弱的路线，有时候，甚至是妥协路线。蒋介石也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不是干脆利落地宣布废除，而是要和列强慢慢谈；列强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们都知道，一直到抗战后期，英美才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废除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对内，他本想推行一条改良主义的路线，主张“劳资合作，阶级调和”。譬如，蒋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说，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25%.这是改良，不是革命。然而，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因为蒋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持。只有后来到了台湾，台湾的地主跟蒋介石他们没有那么深的联系，所以推行下去了，搞了土地改革，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

　　人物周刊：蒋介石的婚姻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杨天石：他的第一任夫人，毛氏夫人，是封建婚姻，包办的。蒋结婚时15岁。他的妻子比他大好多。毛氏夫人不识字，小脚，蒋对她没有什么感情。蒋的第二任夫人是姚冶诚，原来是一个妓女。蒋也不怎么喜欢姚，蒋的日记里有大量对姚不满意的地方，说她只会打牌，他生了病也不照顾他。

　　蒋的第三任夫人是陈洁如。陈是蒋曾经花过很大力量去追求的一个少女，但是蒋也不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蒋认为陈洁如不会持家，太奢侈。

　　最后是宋美龄。蒋一见到宋美龄，就很喜欢，这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记载。对蒋宋婚姻的偏见有几点需要纠正，一是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二是蒋在跟宋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不是为了追求宋立马入的。

　　如何评价蒋介石等历史人物？

　　人物周刊：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杨天石：我的标准是：第一，看他的活动，是否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有利于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高的层次；第三，看他的行动，他的政策是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老百姓有利。

　　人物周刊：那你据此三个标准评价一下蒋介石？

　　杨天石：这个问题涉及对蒋介石这个人怎么定性，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古人说：盖棺论定。蒋介石的棺盖了，但是并没有论定。分歧很大，而且会长期存在，要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长期的研究、讨论来解决。解决了，对正确地叙述中国近、现代史大有助益，对建立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关系，在华人世界中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大有助益。现在，对蒋我只能说三句话：第一，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复杂的人。第三，这个人有功有过。

　　胡绳同志主编，经胡乔木审定的《中国共 产 党七十年》一书曾经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这里所说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指的就是蒋介石。在我看来，他有大功，也有大过（罪）。我觉得蒋一辈子有两大功。第一大功是他在1926年到1928年三年时间里，领导北伐战争，打败了三个军阀军团，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17年的统治。

　　第二大功是1937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蒋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日，并且取得了胜利。两大过（罪）是什么？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共 产 党员和苏区人民被杀害了26万多。第二就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内战，这是一次反共的内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愿望的不得人心的内战。

　　人物周刊：胡适说，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现实中这个小姑娘却经常被人随便打扮。作为历史学家，你怎么看？

　　杨天石：在现实生活里经常会碰到这种“打扮”历史的情况。有一些人，总喜欢要求历史学家按照他的个人意愿或某种“政治需要”来“打扮”历史、改装历史。因此，历史学家要还原历史本来面??到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敢于突破这些困难，为人们留下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
　　我不喜欢蒋这个人。我研究的历史人物，有许多都不是我喜欢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常常用12个字要求自己，就是“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就是说，既不美化、神化，也不有意丑化、妖魔化。一切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不真实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想看。

　　我曾经说过，假历史误国、误民，贻害千秋万代。

　　蛰伏：蒋介石1911至19251919年，当毛 泽 东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饥渴地阅读着那些后来深刻改变中国的“新思想”的时候，只比他大6岁的蒋介石已在广东军政府负责粤军第二支队。其时，蒋介石正在闹情绪，他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擅离职守状态，游离于广州、上海、东京，还有他的老家浙江奉化之间。

　　尽管很受孙中山以及实力派粤系军阀陈炯明的器重，蒋介石却不喜欢广州的气氛，他在日本所学在粤军内无处施展；也不喜欢陈炯明，觉得他迟早会叛变革命。蒋介石希望能稳定两广，然后北伐，不过孙中山并不重视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

　　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愿，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1919年的这一次仅仅是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令人咋舌。然而，他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作出修正。

　　他的思考显然有成效，于是，在过了而立年之后，蒋介石的性情常常表现出对自己的反动。美国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观察到这一点，他发现：蒋介石既放荡不羁，又遵循孔道；他偶尔暴躁，通常却待人谦恭；他革命，但对传统社会以及等级制度又有一种顽固的保守……这一切，或许都是他反思的心得。或许正是这样的反思成就了他，使得他此后的进进退退看起来像是有预谋的蛰伏。

　　亡羊补牢的浮浪子弟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中，蒋介石的生涯介于游侠浪人和革命志士之间。

　　1919年7月24日，在反思以前的个人经历时，蒋介石给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

　　荒淫确是实情，蒋介石好色，国民党的元老几乎无人不知。他从21岁起即出入上海的烟花柳巷，欠下不少风流债，甚至染上花柳病，失去了头发。1919年，他在上海时藏在戴季陶家，躲避北洋政府的抓捕，同时也是为了躲避一个青楼情人的纠缠。

　　色字一关，蒋介石苦苦挣扎了许多年。为了管住自己，他甚至逃到日本，最初的自制也算有些成效，但总有反复。1920年的时候，蒋介石在日记中不加隐晦地记录下自己“又发痴情”或“途行顿起邪念”，语气中多有自责。不过，再后一两年，终于只是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动。近40岁之时，蒋介石方能做到“放得下”。1925年11月16日，蒋介石参加为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在一批外国人面前坦陈“生平经过、恶劣历史”，对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乖方”，显然指的是蒋介石急躁易怒的性格。蒋16岁就得了个“红脸将军”的名，曾因开设课程一事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他陈述理由时“情态激烈”，让学校董事感到怒不可遏，几乎把他扭送官府查办。1908年，蒋介石从日本返家，与妻子发生口角，竟脚踹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腹部，致其流产。1920年，蒋介石避难戴季陶家时，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度甚至想与戴季陶拼命。

　　蒋介石喜欢骂人，他那句“娘希匹”几乎无人不知，骂下人、骂下属，甚至发无名之怒，暴怒之时，几至“视国人皆为可杀”。有时，还会大打出手。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在人力车夫那里受气，一时不忿，拔拳相向，不料反吃大亏。

　　凡此种种，蒋介石都知道是自己不对，事后也会自责，并记录在他的日记中。如：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记过一次”；1925年3月4日，“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1926年8月1日，“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但乖方终于未能根除，而一直伴随着蒋介石，如影随形。

　　蒋介石克制这些坏毛病的法门来自古人，尤其是道学著作。他喜欢读朱熹、读曾国藩、读胡林翼，借此检讨自己的言行。这个时期，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像道学家一样修身，践行道学一派所主张的“省、察、克、治”，其日记中有“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的记录。

　　比如蒋介石重戒贪寡欲。1920年时，蒋介石检点当年花费，发现竟至七八千之巨，于是自责“奢侈无度……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1年，蒋介石曾希望孙中山能为他报销因葬母欠下的部分债务，但提出请求之前，蒋介石内心斗争激烈，日记中记载，“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

　　这种反省、修身对蒋介石的改造效果巨大。在与宋美龄婚后，除了时常仍难以控制他的脾气之外，他在个人修养方面与其青年时代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个人廉洁、朴素方面尤为人称道。但在1927年前后，修身对于蒋介石的意义却有不同，早年冀图做“古来第一圣贤豪杰”；之后，蒋地位已定，继续修身则是为了做“中华民国代表”。

　　总体上，在修身养性方面，蒋介石对自己要求甚严，束缚颇多，有人以为其生性缺乏幽默感。亦有西方人士认为他“鲁钝”，但这可能低估了蒋介石。他还在1923年游俄归国后，即留有下项记录：“某日晨醒，自省过去之愆尤，为人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嫉妒者乃在娇气未除。而其病根，皆起于轻燥二字。此后惟以拘谨自持，谦和接物。宁人笑我迂腐，而不愿人目我狂且也。”

　　一个迟到的“新青年”

　　相对于修身养性、待人接物风格的旧派，蒋介石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却处处透着新意。毕竟，他生活在一个热血青年积极探索救国真理的年代，青少年的坎坷，社会的巨大变动，让他希望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努力思索着要许给这个国家一个怎样的将来。

　　1919年的晚些时候，蒋介石偶然被一本名为《新青年》的杂志吸引。此后的几年中，他常常手捧着这本杂志，阅读不辍。同一时期，蒋介石也对由北京大学罗家伦编辑的《新潮》颇为喜欢。读此类杂志，几乎是当时思想开明、追求进步的标志。此刻，32岁的蒋介石与那些新派人物并没有多大差别。

　　有一段时间，马克思、列宁也成了蒋介石的案头常客。他常看的书包括《马克思学说概要》与《共 产 党宣言》等，并坚持做笔记，发表看法。

　　比如，他在1923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就说：“今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完，颇觉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厌弃而去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多玄悟，手不忍释矣！”1925年后，列宁也被他纳入视野。11月21日，蒋介石曾评价《列宁丛书》，“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皆经验之谈也。”

　　1925年11月，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另外，序中亦有“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之句。马列著作对蒋介石的影响，从中可见一斑。

　　当时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但不能因此断言蒋介石此时对马列的态度属于投机，接受新事物正是他那个时代的特征。

　　不过，他对马列著作的理解并不深刻，对时局的认识也处于模糊状态，对未来的选择也是犹犹豫豫。

　　相对清晰的，或许是他对乡村士绅、资本家、军阀、政客……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的憎恶，而这同样是新派人物的共性。

　　他在1919年2月26日的日记中曾说：“吾国绅耆阶级不打破，平民终无享乐之一日也。”他在上海经营交易所，虽属投机，却也目睹了资本家倾轧、垄断的黑幕，并感概“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对于军阀，蒋介石愤怒更多，“恨手无寸铁，不能杀尽狐媚之政客、议员，以清时局也”。

　　此外，他反对蓄奴、主张打破家族观念，即使对他不怎么了解的工人也抱有一定的同情，1921年8月蒋介石曾监督改建厅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劳状况，并为之感动。他说：“工人之辛苦危险，可谓极矣，资本家见之，而不加矜恤，久之必演成阶级斗争。”不过，蒋介石并不喜欢“阶级斗争”，认为革命政府中，如果工人罢工就是反革命，届时使用“非常手段，亦未可知”（在他掌权前后，他也的确是这么对待工人运动的）。

　　同那时的“新青年”一样，蒋介石对于民族危机有深深的忧虑，他内心中民族主义情结更深。他称五四运动“乃中国国民破天荒之壮举”。1920年11月，在香港看到英国大规模建设的情况，他亦曾感慨：“中华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让外人治之，不亦深可叹乎！”

　　蒋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现于五卅事件后。蒋介石以悲愤之笔言说：“蠢尔英奴，视华人之性命如草芥，肆行芟薙，闻之心肠欲裂，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有生以来，震悼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此后，他逐日在提要栏目中书写“仇英”标语近百条，大多为“英虏皆可杀”，“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英夷不灭，焉能解放世界人类”之类。

　　除了把“英虏”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外，蒋介石对美、法等国也持警惕态度。其日记云：“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而对于他曾留学的日本，蒋介石也会直接用“倭狗、倭奴”称之。

　　以退为进的投机者？

　　最初的时候，蒋介石只是革命中的一个小角色。武昌起义之后，他率领一支100人的部队攻打杭州的浙江巡抚衙门。战斗之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封信，提到自己希望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希望母亲能恕其不孝之罪。信中颇有悲壮之气，从此他的个人经历与中国现代史联系在了一起。

　　蒋介石尽管在杭州起义中干得不错，但革命毕竟不像他儿时自认“大将军”指挥一帮孩童冲杀那样简??美在上海接连谋划了多次起义行动，但每一次都狼狈失败，他本人险些被捕，而陈其美也死于袁世凯的暗杀。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起步得陈其美助益良多，是陈其美把他领进同盟会，并将他引见给孙中山。陈是同盟会在沪杭地区的负责人，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陈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与陈其美关系密切的蒋介石。

　　1917年，在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急需人手壮大力量的时候，他想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最初追随孙中山并不顺利。当时，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的分量无法和陈其美相提并论，更不如此时的陈炯明——他掌握着孙中山惟一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所以，对于蒋介石提出的一些极富远见的建议，孙中山基本上未予采纳。比如蒋介石建议彻底消灭桂系军阀，稳定广州革命政府；并提醒孙中山注意陈炯明的野心；还有在1921年，在法定代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蒋介石劝阻孙中山不要进行让他成为“非常大总统”的选举……事实证明，在这些问题上，蒋介石是正确的，但结果却让他气馁。

　　对此，蒋介石往往是以辞职或不告而别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他也会采取相同的方式。以至于从1918年3月到粤军赴任至1924年1月，在不到6年时间里，他至少有14次辞职或者不告而别。《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莱恩。克罗泽总结说，每当形势不能如他所愿，他就以辞职的方式以退为进，以此证明他是不可缺少的，其结果也往往是他一旦复出，职权就会更大。

　　蒋介石的确为职务闹过情绪，比如1919年，他曾为粤军壮大而其没有升迁而不满，直至任命其为第二军参谋长才欣然就职。不过，其中也不乏“性格乖方”的实例，如他不满在陈炯明手下供事，常常小题大做，孙中山就曾批评他“性刚而嫉俗，故常龃龉难合……”，要求其为党所付重托，降格以求。蒋介石也有其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一面，如讨逆与北伐，一旦其被击溃或面临险境，他总是会灰心丧气，最终拂袖而去。凡此种种，蒋介石日后提及这些经历时，把它归结为“合则留不合则去”。

　　然而，孙中山此时急需值得信赖的军事人才，尤其是在擅长军事的将领朱执信、邓铿相继遇难，陈炯明渐生异志的情况下。蒋介石数次出走，却没有背叛，这也许是孙中山始终没有对他丧失信任的关键。对蒋介石来说，尽管孙中山在陈炯明的事情上没有重视自己的建议，但蒋介石显然更清楚，离开孙中山他将不名一文。所以，当1922年6月陈炯明公开加害孙中山时，接到电报的蒋介石立刻从上海赶到广州，陪伴孙中山度过最难熬的40多天。这也让孙中山相信，坚定不移支持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

　　自1911年投身革命以来，也许这一刻——取得孙中山的充分信任对他才是最重要的。这意味他作为革命马前卒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在其情妇陈洁如所写的回忆录中，蒋介石曾清楚地提到这一点。至于此后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主席只是他的人生逻辑的自然延伸。1925年以后，再也没有蒋介石消极请辞的事情出现。

　　不管是有预谋的，还是被动的，他的蛰伏到头了。跃变：蒋介石1926至1937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话本出自蒋介石的老对手毛 泽 东之口，但蒋介石却实践得更早。从东征、北伐、宁汉对立、军阀大战，直至“剿共”初期，蒋介石凭借其在军事上的显赫战绩，树立了个人的威望，并由此渗入党政权力核心。

　　当然，这并非完全属“枪杆子”之功，蒋介石的传记作家布莱恩。克罗泽这样评价蒋介石，在军事谋略上，他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久经沙场，不过与他在战场上的建树相比，他最大的天才是搞阴谋政治。

　　事实上，蒋介石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出了足够的才能。尤其是在1926年以后，他在国民党不同派系之间，在各个军阀、各种势力之间，甚至是自己身边的几个女人之间，都不吝于施展纵横捭阖的技巧，掌控着自己的命运。当然，他在中国政治中的表现就更加手腕十足。终于有一天，他公开宣称自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人，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牢牢把党政军大权攥于手心。

　　学生军起家的统帅

　　蒋介石儿时顽皮，常自封大将军带一帮孩童冲锋陷阵。不过，直到他23岁时，他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将军梦”。当年，他从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生候补的身份进入日本军队实习。表面上，这距他成为将军还有十万八千里，然而蓬勃发展的国内革命却改变了一切。

　　杭州起事后，蒋介石直接被委任为沪军的一名团长。之后，在广东军政府他开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涯。从1918年到1924年，他基本上处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态，粤军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也往往不忘游山玩水，虽然如此，他还是一路从粤军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总参谋长，成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有过诸多推诿，这倒并非是他不重视黄埔军校，而是因为在刚刚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只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这与他此前提出参与党务、政务的希望相去甚远。显然，孙中山更看重他的军事才能。蒋介石随即请辞，并给孙中山写了一封4000字的长信，以陈其美对其知遇之恩，暗责孙中山对其信之不专、知之不深、爱之不切，共事不和衷。即便孙中山托胡汉民、廖仲恺几次劝说，蒋介石都不予理睬。

　　其实，蒋介石深知黄埔军校对革命的意义。在最初追随孙中山时，他就提出训练军队的重要性，而他所经历的粤军内的派系斗争和排挤，让他对建立一支属于革命政府的武装更具热情。在赋予其筹办军校之职时，蒋介石曾感慨说：“以往只有革命党的奋斗而无革命军的奋斗，故革命总是归于失败。开办军官学校，就是要为革命军的建立奠定始基。”所以，他最终没有放弃这个机会，并因此得以开创他个人军事生涯的华彩乐章。

　　这支学生军是一支新型的军队，完全政治化，不属于任何个人，正因为如此，它的出现迅速取代了粤军在革命政府中的地位。在平定商团叛乱以及两次东征中，这支军队均扮演了主要角色。作为校长，蒋介石为它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甚至要求整个军校都服从他的个人权威，他也借这支军队的战绩树立起他个人的威望。

　　孙中山去世在国民党内引发的继承权之争，最终成为蒋介石独揽军权的一个机会。当时，急于成为孙中山继承人的汪精卫，面临着自诩为国民党正统的胡汉民、掌握军权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以及与共 产 党、苏俄关系密切的廖仲恺的竞争。日渐上升的蒋介石，还有前景看好的黄埔系因此成了汪精卫的首要拉拢目标。而蒋介石与许崇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了，许崇智成为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上升的最后一块绊脚石，但以许崇智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军队中的根基，并非他能轻易撼动的，汪精卫的主动示好可谓恰到好处。

　　国民党的继承权之争很快发展成左右派的倾轧，结果廖仲恺被右派暗杀，而许崇智也牵扯其中。廖案调查中，汪精卫给蒋介石适时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命令他“全权处置粤局”。廖案之后，蒋介石成为广东军事实际的掌权者。

　　而后的第二次东征直捣陈炯明老巢，对蒋介石的意义绝非是锦上添花。《国民周报》曾记述了蒋介石统一广东凯旋后的盛况，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代表军事委员会作军事报告，“详述国民政府下之武力与临省兵力比较和攻守大计。报告毕，全场欢呼。有代表提议，全场起立向蒋同志致敬……”会上蒋介石高票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终于跨进了他梦寐以求的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这一切，都是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以及那支学生军为他赢得的。

　　二大后，蒋介石不再担任第一军军长，成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掌握监督各“军”大权。此时，距离蒋介石1911年率领百十人攻击浙江巡抚衙门只有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