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第一书记
作者：袁厚春
十月八日，有人悄悄告诉徐秀英："听说高扬书记到邢台来了。"
徐秀英沉重地叹息一声：难道非得再麻烦他不可吗?
十
十月八日，高扬没有来。这天，他在赞皇县听汇报时插话说："现在歪风邪气严重，他们就是欺负我们掌权的人太软!"
十月九日，高扬还没有来。这天，他在临城对县委的干部说："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人，该严的不能宽，宽了就等于犯罪，人民就不能原谅我们。"
十月十二日，高扬仍然没有来。他在沙河的会上说："咱们要硬气一点。我们有纪律嘛，国家有法制嘛!"
十月十三日，徐秀英在招待所仍然没有等到高扬。他在市里的工厂做调查，听取市委汇报时，他点题说："说说社会风气，说说干部敢不敢得罪人……对违法乱纪的人不敢管，这也是不正之风!……你们处理不下去，给我打电话嘛，给我打电话不会有什么困难吧?"
十年动乱，对我们破坏最大的是什么?党风!对我们的四化大业、对人民群众的信心和信仰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党风!为了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央三令五申，作为党的老战士，作为省委第一书记，高扬时时处处注视着这个有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有如"战场"，他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他寻找着突破口。
十月十五日，徐秀英一到招待所门口，小招待员就招着手，神秘地告诉她："来了。"
高扬的秘书接待了她。"你的问题，高扬同志不是批示过了吗?"待徐秀英说出批示以后的情形，秘书吃了一惊……是啊，谁能想到在我们共产党的组织内部，会有这等事吗?
十月十八日，高扬听取地委的工作汇报。谈完了别的，他话锋一转，问："徐秀英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还没有。"
"她反映的情况是不是事实?"高扬反复问了几遍，地委的几位领导同志都说：是事实。接着他们汇报了八月二十四日地委会议关于处理此事的决定。
高扬问："地委的这些意见落实了吗?"
"还没有。"
高扬说："她上访五年多了，就是从地委表态算起，也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为什么还落实不了呢?"
地委领导同志说："宣布地委的处理意见时，二轻局局长说，二轻局的事不好办……不行，他就辞职。"
问题越来越清楚，已经没有第二种解释。高扬克制着自己的愤慨，说："徐秀英反映的问题既然基本属实，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又代表地委提出了处理意见，二轻局就可以不执行!地委就没办法了?你们常委都谈谈，这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照实说，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简单到从来都是心照不宣，无须提问也无须回答。但是这位第一书记偏要打破砂锅问(纹)到底，而且认认真真等待着回答。问题一下子变得极其复杂了。有的常委支支吾吾说了几句，连他自己也听不清楚，干脆打住了；有的则埋下头，沉默不语。
高扬静候片刻，终于忍不住激愤，说："你们不愿谈，我也不问了!一个女同志，敢于同贪污行为作斗争，敢于反对领导上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在领导的压制和打击下，仍然坚持上访达五年之久，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是难能可贵的!
"对这样明显的是非问题，你们表了态，在你们领导下的干部顶着不办，你们却能容忍!你们到底能不能办?如果不能，我就另找两位同志，找两位不怕同我高扬一起被打倒的人来办!"
十一
憋闷、混沌的日子已经太久了，人们盼望一声雷、一场雨甚或是一场地震。它来了，带着不安的气氛--那是一种强烈得令人忐忑不安的兴奋和期待。这就是邢台人民目下的心境。街头巷尾，人们在悄悄地转告：包文正来了!
地委常委连夜开会。在座的每个人都了解徐秀英一案的始末，却是今天才懂得它的严重性质，犹如大梦初醒。会议当即作出决定：建议司法部门依法逮捕贪污分子陈振华；分别撤销或免去打击报复、顶着不办的某局长等五人的领导职务；建议任命敢于坚持原则、勇于向贪污盗窃行为作斗争的徐秀英为二轻局副局长。纪委书记魏光学在二轻系统职工大会上宣布了上述决定。接着，《河北日报》《人民日报》等相继报道了此案处理经过。中纪委和中组部的内部刊物就此发表评论，称赞高扬"表现出了坚定的原则精神和铁面无私的公正态度"，号召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都来做"敢于维护党纪国法的硬汉子"!一个月内，邢台市和驻军有七八个单位请徐秀英做报告；二轻局的群众纷纷揭发本局的问题；省内外几十人给徐秀英寄来检举揭发材料和信件，请她支援。徐秀英成了他们的"民间检察院"。十二月初，她把保定棉纺厂傅万钧的《第七十次申诉》转呈高扬，高扬派人查处后，在报上公开揭露了这桩打击报复案。一"邢"一"保"两件大事，为一九八三年河北人民的新年和春节增添了一片激扬振奋之气。
徐秀英，这位生了一副共产党人傲骨的老太太说得好："高扬同志为我的案子花这么多的心血，组织上又让我当副局长，这不是扶我，扶的是正气，扶的是民心!"
十二
人们没有忘记高扬十月十八日向地委的同志提出的问题：对下属如此无法无天的行为，领导者为什么"却能容忍"?又为什么说不清楚或者沉默不语?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说不清楚，不愿说或不敢说的，高扬在大庭广众面前说得淋漓尽致!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高扬在全省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严厉地指出："现在党的战斗性太差了。""一方面违反党纪政纪的事层出不穷；一方面，有言责、有职守者熟视无睹，畏缩徇情的也大有人在。"他向在座的县以上各级党委的一把手们大声疾呼：
"连'小小芝麻官'还会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像我们这样执掌政权的'响当当'的革命家，难道有理由怕诬告和丢选票吗?"
怕，软，削弱甚至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应有的战斗性，正是症结之所在。此后，三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高扬又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提出要敢碰"硬茬口"，敢拔"钉子户"，敢在"高门大屋"面前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把能否坚持原则，敢不敢碰硬，当作考核地市县委书记是否称职的依据之一"，对地市县委书记进行了一次重点考核。"敢碰硬"的口号，在省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呼应；素以豪杰并起著称的燕赵大地，站起来一大批"硬汉子"。
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真正与贪赃枉法者同流合污的虽然是极少数；对于"执掌政权"的人来说，处理下属的坏人坏事一般也不必担心受打击报复；但是许多人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有那么一片阴影，使他在坏人坏事面前总是"底气"不足，总是硬不起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让人民群众失望，于是只好坐在电视机前听凭人群为包文正、徐九经和"七品芝麻官"们大喝其彩了。他们有许多超过封建社会"小小芝麻官"的地方，但常常少了那么一点"与民做主"的抱负和气概。他们离开群众久了，对老百姓的疾苦已感觉不到切肤之痛。看看高扬同志的言行，这些"革命家"们是不难找到自己的症结的。
这里有两笔统计：
一九八三年一月，除去元旦假日，共二十九天(包括星期天)，这期间，省里正开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此外高扬又两次下去调查教育问题，此外还要除去开年之初省委的的日常会议和处理各种公文所用的时间，高扬处理群众来信四十七件。
二月，总共二十八天，其中包括春节假日和星期天。他除了去廊坊、霸县、大城、保定调查教育问题，亲自起草《关于农村中小学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出席日常会议、处理公文之外，处理群众来信四十五件。
他在这些来信上所做的批示，有许多本身就是一篇感人下泪的好文章。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高扬看到记者写来的一份材料，说那里的领导人从派性出发，不但不支持某项有重大价值并已做出出色成绩的研究，反而百般打击、刁难，眼看春节临近，竟然不给烤火费，使坚持研究的同志几乎个个手生冻疮。高扬立刻批给一位负责同志："请你负责下决心解决一下，碰一碰仗势欺人的人。其办法是派比较负责、敢办事的人于春节后把信中申诉各点查清楚，如果属实，可同××地委、专署商量，从严处置阻挠科研工作的野人，以儆效尤。……他们颠倒黑白，违法乱纪，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现在都敢毫无忌惮地做。(信中)所述如果属实，我意应在《河北日报》报道，并处分几个破坏科研工作、不法横行的当权者，以肃那里的恶劣风气。可以立即给××××所打个招呼，使他们安心过春节。"
这里绝没有那种模棱两可、不痛不痒、哼哼哈哈帮故做城府的官僚气，而是爱憎鲜明，一针见血。正如他在一个批示里写的那样："他们受欺负连告状都忘了……我这急性人，看了简直想跳起来。"
四川仁寿县一位十九岁的姑娘，被人贩子拐骗到河北，卖给一个农民。姑娘如陷牢笼，不堪虐待，几次逃跑未成。这时仁寿县公安局来调查人贩子的罪证，同姑娘的哥哥一起找到了河北，当地的一个公安人员竟然同参与贩卖妇女的人串通一气，从中阻挠，不许姑娘跟哥哥回家。哥哥提出临走时见妹妹一面，也只许他隔窗看一眼妹妹的泪脸，听一听妹妹的哭喊。有人并声称："她要想回家，就先把她打残……"
仁寿县公安局写来的这份材料送到高扬的桌子上，已经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机关内外充满除夕气氛，割肉、买酒、分戏票、约亲友……虽未放假，习惯上已不正经办公了。高扬心急如焚，立即批给主管政法的负责同志："××同志：此件请今天就动手处理。如此行径真是无法无天，还成什么社会主义世界。救人要紧，不要强调什么过年过节了。高扬。"
搁下笔，想想还不放心，立即又补上两句："要用电话通知，立即把张××抢救出来!"
秘书传给秘书，领导批给领导……高扬的批件火速传到了省公安厅。当日上午，公安厅即用电话通知到下属公安局，下午又派一位处长带人奔赴该地……
晚上，高扬回到了家里，仍然放心不下。八点三十六分，公安厅的电话要到他的家里，报告说：下午五点五十五分接到当地公安局报告，女青年张××已从某县某村解救出来，保护在军分区内。
院子里、大街上传来爆竹的闷响，烟花在窗外闪亮。是吃年饭的时候了，人们在祝福骨肉团聚、老幼平安……高扬打量着小女儿在厨房忙碌的背影，满怀慈爱地唤道：
"丽达，吃饭吧。"
第四章 "急躁情绪"辩
十三
昨夜一场风雨，出了些许小事，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
第二天早晨，吴所长召开碰头会，"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这新围墙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请大家踊跃发言。"于是建筑设计所的专家们立刻引起了三派分歧："现代派"与"守旧"各执一端，引经据典，各自发表一堆永远正确的原则；最后由"取消派"一笔勾销："依我看，如果围墙不倒的话，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围墙到底怎么修?矛盾留给了行政科的办事员、生了一张娃娃脸的马而立。
马而立骑车直奔房屋修建站，同那里的工人和技术员一起，蹲在地下比比划划，不到半小时，几个难题都解决了。接着他带领工人们只花了一个星期天的工夫便把围墙修起来了。因为修得太快，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于是招来了"批判力永远大于创造力"的三大派一片非议，一致认为这个马而立"办事不稳"。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的马而立，睡在会议室的沙发上，蒙蒙地挨了一顿批……
这是江苏作家陆文夫的一篇小说。它现在正捧在高扬的手上。放下这本杂志，他难以抑制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他看见了千万个河北"马而立"，千万个河北的"吴所长"……他重又坐下来，挥笔写道：
建议把陆文夫的小说《围墙》印发省直机关各单位，包括事业单位，供所有工作人员阅读。
"小说中所描绘、刻画的人物群像，我看大家都'似曾相识'，这些人好像就在我们身边走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领导干部、专家们和其他工作人员们，在用人行政、看人看事等方面应该从这篇故事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很值得每个人深思；像马而立那样的干部，大概哪里都会有，他们的处境如何，也值得各级领导者负责检查一番，不要让诗人再发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的叹息。"
高 扬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
马而立三生有幸，经第一书记批准，加入了河北籍，成了老少皆知的著名人物。陆文夫固然是全国屈指可数的著名作家，但笔者敢说，在河北的党政干部和工作人员中间，知道马而立的比知道他的多。
省委第一书记用小说指导工作，颇为新鲜。《*'望》杂志称赞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领导方法"。高扬倒并未想到这一层。他只是觉得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似曾相识"，"好像就在我们身边走动"。有些同志吃惯了"大锅饭"，端惯了"铁饭碗"，办事拖拉，文牍主义，互相扯皮，矛盾上交……"文不像誊录生，武不像救火兵"，甚至没有升官发财的希望就不干了，就没动力了，典型的旧政府小职员形象--做官吃饭。他对此蹙额疾首，他在寻找整饬的办法，寻找生活中的"马而立"。
一九八二年夏天，河北的局面还相当混乱的时候，有一张名叫《农家乐》的农村科技小报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张小报登的都是农民立刻用得上的科技知识、生产的经验、门路和信息，它顺应了实行责任制后农民对科学知识的渴求，为我们帮助农民致富找到了一条途径。十二月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河北日报社，说他想见见《农家乐》编辑室的同志。他与他们整整座谈了一下午。这张小报最初是河北日报社农村部的同志在一不增编制、二不增设备、三不增资金的情况下办起来的，后来与省供销总社合办，由各地的供销社、代销店和副业组织员，把报纸送到订户手上。每次报纸一印出，农村部从主任到编辑一齐出动，自己动手分报、包装、发送邮局。为了方便农民订阅，他们打破常规，农民看到报纸再交钱也行。"甜叶菊种子在哪里买?""蚯蚓到哪里去卖?""小鸡互相啄羽毛怎么治?"为了答复读者提出的问题，他们四处寻访，还常常代农民买种子、书籍等寄去。因此，它创办一年，订户已达三十万份(一九八四年达七十万份)，被《文摘报》列为全国"个人订户之最"，农民称它是劳动致富的"及时雨"、"活财神"……
"好!"高扬兴奋地称赞道，"你们虽然也是'官办的'，但是办到了农民的心坎上。我们就是要把那些'官办'习气打倒，打不倒也要挤垮它!"他嘱咐编辑室把办报的情况写份材料给他。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他把这份材料首先推荐给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的代表们。
……一个每月四期八开纸四版的小报，在全省，甚至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展现了它突出的生命力，原因何在，材料中写得明明白白，读了令人感奋。说它为一九八二年河北工作增添了小小的光彩，我看也不算过誉……因此我主张，把这份材料广为印发。发到全省各文艺文化团体及新闻出版部门……同时发给各地、市、县党政领导机关，要求他们据以检查、纠正农工商学各业有些"官办"单位安于落后的懒汉思想，促使他们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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