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节选）
作者：杨匡满 郭宝臣
五 怒火初燃
天色灰蒙蒙的首都，乍暖还寒。往年到这个节令，人们已经换上了春装。可这一年，由于寒流的时时侵袭，大部分人都还穿着棉衣。街上除了车辆的噪音，听不见畅怀的笑声和毫无顾忌的说话声。树木，伸着没有叶子的枝条。高楼，耸入寒风翻卷的天空……除了高速运转的宣传机器之外，似乎一切都处在沉寂、凝滞之中。但一些事情却在发生着，冲击着人们的耳膜：蔬菜又紧张了，铁路又晚点了……人们寄予希望的邓小平，又靠边站了。总理逝世而引起的悲痛仍在延续着、撕揪着人们的心……
三月下旬的一天，一队小学生由老师带领着，向英雄纪念碑走去，队伍前面有一个不大的花圈。
贺龙元帅的大女儿贺捷生，是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党史工作者。她从历史博物馆的窗口看见了这队小学生和这一只花圈，立即从博物馆的西门走了出来。
她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动作却很敏捷，很快走到小学生队伍的旁边。她想参加这支悼念总理的队伍。
"你们是清明节扫墓?"她问一位带队的老师。
"是。"
"这么早?"
"想总理啊!"
贺捷生看见那位老师警惕的目光，停步了。
她对总理的感情是很深的。她生下刚二十来天，就躺在母亲背上的箩筐里，跟随红军长征。红二方面军在保安和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她才一岁多。周恩来副主席把她抱了起来，亲着她的小脸蛋儿说："红二方面军吃苦了，你也是长征小英雄啊!"周副主席问起她的名字，母亲答说："叫捷生，是打胜仗时生的。"周副主席说："这名字很好，胜利老是跟着你。你看，我们现在又胜利会师了。"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父亲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举行。起先通知：会议保密，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治丧，不报道，不宣传……贺捷生忍着眼泪，慷慨陈词，上书毛主席，并请邓妈妈转信给病中的周总理。总理读罢她的信，立即提笔给毛主席写信。总理已经很久没有用毛笔写字了，这一次握笔，手都不停地颤抖。毛主席圈阅了。于是，决定由叶剑英同志致悼词。没想到，总理拖着病重的身体，突然从医院赶来了。总理太瘦了，衣服显得很不合身，领子都耷拉下来。他用那瘦骨嶙峋的手握住贺捷生的手，向她说着深表关切的几句话……贺捷生激动万分，夜不能寐，六月十一日，又写信给总理：
前日，您扶病登八宝山，致悼于贺龙同志灵前，与祭者均为震惊。捷生百感交集，惴惴不安。总理教导，语重心长，捷生当永生铭记。总理与先父生死与共，已近五十年，既是引路之良师，又为同仇之战友。遥遥征途，携手相扶，相知之深，情谊之重，无可比拟。因而，捷生切望而又万难设想您竟能莅临主持丧仪，恍若如愿之梦。容捷生代先父向您叩谢，祝愿您健康长寿，为党、为国、为人民保重!
…………
此刻，贺捷生望着那队小学生把花圈放在纪念碑下，眼眶里的泪水再也忍禁不住了……
这是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第一个花圈。但据公安部门说，第一个花圈是安徽省濉溪县张学林同志送的。
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张学林到了符离集车站。他一连三个月没有休息，节省了十来天假期；他领了一个月剩下的二十三元工资；他贴了一锅窝窝头当干粮……可他买不上到北京去的车票，只能买短途，一段一段地走。到了天津，被卡住了。他对车站的人说：他一九五三年参加解放西藏的战斗，负了伤，住在雅安医院，周总理去看望他们……他说：他看见电影上总理接见外宾，步履艰难，面容憔悴，能不揪心吗?他说：他在西藏时，用两年的工资买的两个麝香还有一个，用小瓶、木盒装好寄给了周总理。他说：他要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车站的人感动了，同意卖给他一张到北京的车票。三月二十三日上午，他到了北京，找到"北京绢花厂"，掏出还剩下的十元钱买了一个花圈，又请人在挽联上写了"敬献给敬爱的周总理"，落款处写了他的名字。他一个人拿着花圈向天安门走去。半道上，一辆小轿车在他身旁停下，一位他不认识的老干部请他上了车，把他和花圈直送到纪念碑下……
究竟哪一个花圈是第一个?现在已很难断定。当时想做和正在做花圈的人，岂止成千成万啊!
不几天，纪念碑下的花圈就多了起来。到三月三十日，花圈已经遮盖住纪念碑的底座了。白色的花圈浴在早晨的霞光里，变成了一团红色的火，由纪念碑用手掌将它高高地托起。人们看见了火，火越来越旺；人们欢呼着火，火焰越来越高；人们奔走相告，也想把自己变成火……
三十日凌晨六时许，一队解放军同志走进了广场。他们在穿着灰色、蓝色、黑色衣服的人群中行进，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人们看见解放军来送花圈，心头特别振奋。人们急切想知道这是哪一个单位的。当花圈放在纪念碑西北侧的浮雕下时，人们看见挽联上醒目地写着：第二炮兵后勤部。后边是二十四个人的名字。这是从军队里送来的第一个花圈。
一天以后，这个花圈的制作者之一、管理员小李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惦念着他们的花圈，想看看它还在不在。他们的花圈，是像交党费那样凑齐了钱做的；他们那么早去送花圈，是为了让它在广场上多放一些时间。他们已经知道，每天晚上都有人受"上级"指使，把花圈偷走。
仅仅是一天多的时间，纪念碑的碑座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方型的花坛。
小李走到西北侧。原来，他们想把中心的位置让给群众，所以有意没有往中间放。可是，花圈不见了。被弄到哪里去了呢?忽然，他看到不知是谁，把他们的花圈移到纪念碑碑座的中间去了，也不知是谁，用粗铁丝把一个个花圈连了起来，并牢牢绑在汉白玉栏杆上。显然是防止有人再来偷。
小李从人群里挤到前面，发现在他们花圈的白绸带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他凑近了一些，见上面有钢笔的、圆珠笔的、铅笔的许多签名。小李心里骤然涌起一股热浪："群众的心，和我们的心，都是相通的啊!"
他掏出钢笔和笔记本，开始记这些名字，这些陌生的战友的名字。
突然，小李被人扭住了。他回头一看，是两个身体魁梧的解放军战士，脸色严峻，眼睛里喷着愤怒的火：
"你要干什么?要去打小报告吗?"
"你要秋后算账吗?把笔记本交出来!……"
顿时，四周的人拥了过来，一下子把小李团团围住。
"交出来!"
"交出来!"
"问他对总理什么态度!"
"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小李急忙争辩着："同志们!误会，这是误会……"
"什么误会!把笔记本交出来!"
小李等一阵声浪过去，大声说："同志们，是误会，这花圈就是我们送的，不信，我有工作证……"
那两位陌生的解放军战士接过了小李的证件，又看看他那着急的诚挚的面孔。
"这花圈是你们送的?"
"是的，你看，这上面有我的名字……"
两个战士在挽带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又核对了工作证，脸上严峻的神色才和缓下来。
"那你抄名字干什么?"
"我见群众这样支持，想抄回去给同志们看，让大家也知道群众和我们在一起……"
两位战士笑了，转身向人们说：
"同志们!他就是二炮的，这花圈就是他们送的，他抄名字是为了回去向同志们讲群众支持他们!他是好样的，二炮是好样的!……"
周围的群众顿时欢呼起来，有的还鼓起掌来：
"他是好样的!二炮是好样的!……"
"把他举起来，让我们看看!……"
于是，两个陌生的战士向小李道了歉，又一人抱着小李一条腿，把他举了起来……
当笔者于两年后访问二炮的时候，二炮的同志说，至今没有查出那两位陌生战士的真实姓名和所在部队。但是当时，这个来自军营的第一个花圈的消息，以及部队首长派战士日夜守卫花圈的传闻，一下子传开了，极大地振奋了全北京城。这个花圈宣告：我们的解放军是和人民紧紧地站在一起的!
接着，第二炮兵机关又接连送了六个花圈。还有更多的花圈在制作中，而且越做越大，越做越精致。四月一日，以三个助理员为首，恰恰也是二十四个人，又做成了一个大花圈。挽带上，二十四个人的签名排成钟表的式样，有意让人找不到谁是头。花圈做好后放在楼道里，可是一道又一道的禁令也下来了。有关领导将这二十四个人召集起来，连开了五次会，不准他们送。
这二十四位同志都是严守纪律的军人，可独独这一次不听命令了。
可是这么大的花圈怎么送呢?有几个同志想到了对总理有深厚感情的司机小程。
"小程，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
"想让你帮忙送一下花圈。"
"送花圈，行啊!"
"你不怕受连累?"
"不怕。我又没有家属，光杆一人，无非回老家种地。"
第二天早晨，天色刚刚透亮，房屋、树木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小程推出一辆带驾驶楼的三轮摩托，把花圈放在摩托的后斗上。二十四位同志，每人胸前戴一朵一尺见方的大白花，戴一双白手套，骑一辆自行车，排成两行，出了营房，走在摩托的后面。
正是上班时间。街道两边围满了群众。这支队伍不寻常：白花白手套衬着红帽徽、红领章，显得格外醒目。群众分明是在夹道欢迎这支队伍。赞许声，惊叹声，轻轻的抽泣声和议论声不时送到他们耳际。
在这支自行车队伍的后面，很快跟上了几百辆自行车。他们中有工人、售货员、士兵、机关干部……长安街上，出现一条威严的长龙。
到了天安门广场，到了纪念碑下，两个同志郑重地取下花圈，将它轻轻地靠在汉白玉栏杆上。小程从一个同志的上衣兜里抽出了钢笔。
"你要干什么?"
"我也签上名。"
"你不要签了，你送花圈就够冒险了，再签上名，更得连累你。"
"不!我要签!……"
于是，在二十四个签名的旁边，出现了第二十五个名字。
就在这天，死命令下来了：谁要再送花圈，要给严厉处分。
驻在北京郊区的第二炮兵某处，副政委周英鹏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命令他赶快去追回一个花圈。这个花圈是他所在单位送的。而估计此时驮花圈的平板三轮车已经快走到首都体育馆了。
周英鹏副政委放下话筒。心想："这怎么去追啊!"花圈送走的时候，周英鹏是知道的，他也知道上面的命令。但他装作不知道。可是上面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消息，他又不好直接对抗命令。
周英鹏沉思了片刻，又拿起话筒。今天这个话筒居然比哑铃还要沉重。他用另一只手，不紧不慢地拨着号码，给司机班打电话要车。拨一回错了，再拨一回，又错了!第三回占线，第四回又错了!居然拨了半个小时才拨通。
下楼的时候，他拿定了主意，心情才平稳下来。
司机一边发动车，一边问：
"副政委，去干什么?"
"追，去追花圈。"
"追花圈?"司机一愣，他看见副政委的脸色不好。
"嗯!你慢慢开，今天路上送花圈的一定多，千万要注意安全，你慢慢开……"
司机明白了副政委的意思，挂上最慢的一挡，车子缓缓地开出了大门。
副政委坐在车上眯缝着眼睛养神，心里则在盘算着路程，想着三轮平板车该走到什么地方了。司机稳稳地驾驶着，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而且尽量不走捷径。
吉普车终于开到了天安门广场。副政委远远望见自己单位的那辆三轮平板车停在马克思像下，一群人正抬着花圈往广场中心走。于是，他对司机说："绕场一周……"
司机转动方向盘。车从人民大会堂门前南去，再拐到东交民巷巷口……
当这辆北京吉普回到广场北侧的时候，战士们举行的悼念仪式已经结束了。周英鹏此时才从车上下来，去看花圈。
战士们看见了副政委，都很吃惊：
"副政委，你怎么来了?"
副政委苦笑了一下："来追你们!"
"来追我们?"
"是的，来追你们!你们完成了任务，我也完成了任务。"
三十日中午一时半，也就是说，在二炮的第一个花圈送到广场七个小时之后，纪念碑上出现了第一篇悼词，题目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署名是北京市总工会理论组曹志杰等二十九位同志。悼词是用钢笔写的，四周是一簇簇白花。它是贴在广场上的第一篇悼词，这是确定无疑的，它的战斗锋芒也是确定无疑的。
当日下午，北京房修二公司青年工人韩志雄，挤进了密密匝匝的人群。他高声朗诵着这篇悼词，而一篇杂文《三只乌鸦》，开始在他的脑海里酝酿了。
四月一日，又一篇悼词出现了。这是崇文区化纤厂革委会副主任贺延光和他的战友们写的：
"披着假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的党内资产阶级人物，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面前，必定原形毕露，自取灭亡……"
四月二日，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几百名工人，抬着四块醒目的大诗牌，绕道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和东长安街，来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侧。诗牌立即吸引了成百成千的人，把纪念碑下的台阶，挤个水泄不通。连汉白玉栏杆下也站满了人。粗犷的、尖细的、沉洪的……各种不同音质的嗓子，直冲着举诗牌的人喊着：
"放高一点!"
"再放高一点!"
几个青年人正把四块大诗牌靠在纪念碑的底座上。因花圈太多，他们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安放。群众的喊声提醒了他们，一个小伙子就蹬着另一个小伙子的肩膀，上到了底座的高处。
"好!这样好!……"
"再摆整齐一点!……"
这四块诗牌，右边的两块是："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左边的两块是："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不知哪一个人，还带来铅丝和钳子，把四块牌子连起来，紧紧地捆扎在纪念碑上。
就在这同一天，在七机部五二所的一间办公室里，瞿海良已经起草了好几条挽联。一月十五日那天，他没来得及从上海赶回北京，没能跟所里的同志一起亲历广场的斗争，他感到后悔莫及。他跟大家一样，当即就想到了清明节。他并不是一个胆大的人。他出身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的家庭，解放后上的学。听党的话，钻研业务，是他历来恪守的信条。可是，这些年来中国发生的事情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尤其是他从卫星发射场回来之后，那积压在心中的苦闷与愤怒，再也不能抑制了。他觉得自己变了，变得焦躁，容易激动。他觉得不喊不行了。"难道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反党?"他这样自问，又马上否定了："不，不可能!我们只能是保卫党!"
此刻，瞿海良习惯地用三个指头扶扶他的黑边眼镜，对他周围的同志说："我要么不写，要写就是冒尖的。"他把大家选中、自己也最满意的一条，放在同志们共同做的花圈上。这条挽联是：
缅怀先烈，挥泪继遗志；
怒对豺狼，横眉举刀枪。
尽管不许送花圈的紧急通知已经下来，瞿海良和他的同志们还是把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
四月三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已经放到了远离纪念碑的旗杆以北，许多花圈旁边还站着守护花圈的人。许多灯柱上也挂了不少的花圈，白色的挽带在阴冷的天光中飘动着。
这一天傍晚，笔者从中国登山队驻地赶到广场，看见纪念碑座东侧的白石墙上贴出了一张《质问文汇报》的小字报。一个斜挎书包的青年，正在那里大声念道：
三月二五文汇报，怒问走何道?
代表何许人?为谁唱反调?
警告文汇报，莫要为狼大喊叫。
中国人民觉悟高，不走法西斯道。
谁若反对周总理，终将被打倒!
听众们叫着好，簇拥着，一批没有走开又拥上来一批。
深夜，在一支支手电筒光束的照映下，簇拥在纪念碑东侧不愿离去的人群，听到了韩志雄的匕首投枪一样的杂文：
历史，在太空逝去，也在太空永存。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
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
历史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
历史，在今天，曾有那么几只乌鸦，扑打着黑色的翅膀，恶毒地叫着。当人们在纪念碑下悲痛悼念忠臣的时候，这几只公乌鸦、母乌鸦却因总理的逝世而欣喜若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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