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光未然同屋

作者：杨匡满

　　1970年的夏天，湖北咸宁干校5连，也就是作家协会的下放人员在一面坡地上盖好了几排半土坯半砖瓦的新房。于是我们统统从老乡家搬了出来，重新按班、排调配住房。我和光未然(张光年)及复旦大学的吴松亭被分在同一间。多么巧！4年前就是吴松亭、我、加上人大的李基凯、山东大学的侯聚元联合署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批判文章《文艺报的两次假批判》，矛头当然对着主编张光年。4年之后让我们同居一屋，三个人都喜形于色。此一时非彼一时，光年属中央专案，我和吴松亭属“516反革命”案。光年的高兴大概是我们两人不会像某些“左派”那样对他声色俱厉。
　　白天的劳动很繁重。光年腿脚不错，跟着大队伍每天泥里水里十几二十里往返大田。可他的手不行，在延安时候曾从马背上摔下来，伤了右肘。他的右手弯曲不便，跟周恩来差不多。他用铁锨铲地特别吃力，但并没有受到什么照顾，还得跟着一起喊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回到宿舍，洗漱完毕，我们都累得早早躺下了，光年居然就着一盏马灯微弱的光亮，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30年后我才读到他这本《向阳日记》，它们记载的何止是他一个人的遭遇，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几辈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
　　在干校，大家都常常盼望下雨，因为雨大了可以不出工。如果不开批斗会，那就是过节了。这时候，光年会坐在小马扎上，戴上老花镜，静静地读书。那时只能读马恩列斯毛。光年更多读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他读得很细，书里有许多他划的道道，做的记号。
　　休息的时候，光年会即兴式地同我谈他对刚读过的书的体会。他说：“马克思著作中，最有文采的当数《1848——1851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你既可以把它们当历史作品，也可以把它们当文学作品来读。”光年还说了一篇4卷本里没有收进去的：“那一篇更有文采！”可惜我忘了它的题目。在谈到莎士比亚时，光年说：“我建议你认真读一读《雅典的泰门》，这部剧的对话特别有哲理性。”
　　广播里传来钢琴协奏曲《黄河》。可明明是光未然的词启发了冼星海的灵感，主要旋律都没有变，却要打倒原创作者。广播里也播了《红旗》杂志批判《黄河大合唱》歌词的文章，说它是“国防文学”“投降主义”云云，于今想来多么可笑。连里闻风而动，立即组织批判会。这一下也难住了准备批判发言的孙某，她来找光年：你看看怎么批好？光年很平静，他说：“很好办，你照着《红旗》杂志的话批判就是了。”光年没有同我谈过那时的滋味，是坦然？是痛苦？是平静？是愤慨？从那时他的表情，恐怕更多的是坦然吧。
　　繁重劳动之余，我们也过过小日子。做做卫生，天热了，把被褥晒晒，收起来。一些体力活我和吴松亭帮他一把，可有时看到他自己拿针线缝缝补补，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有时会有包裹寄给他，是他年近80的老母亲寄的，包裹已被专案组打开：是给儿子准备的裤衩。光年一阵感慨：母亲那么大年纪了，自己不能尽孝心，还要让她操心。
　　也有快乐的时候。难得放一天假，我和光年结伴到附近村子走走。光年走路极快，身体前倾着像冲锋一样。咸宁干校处于红土丘陵地带，松林、小径、缓缓的山坡，碰上日丽风和，那是很惬意的。我们去找灵芝。问村里老乡，尤其是小孩子，问他们家有没有“灵芝菇”？ 小孩子会跑回家去拿，于是我们给他一两毛钱，小孩子会非常高兴。光年拿到好的灵芝，也会开怀大笑。多少年了，我从没有见他这样痛快地笑过。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有家信来的时候也是光年幸福的时候。家信总是给他慰藉。他夫人也下放劳动，因为他属于中央专案，不允许调到一个干校。光年有时候会把他夫人的信念给我听。光年说他有过对不起夫人的时候，如今又连累了她。光年说他特别感激他夫人，不然他文革初被批斗时就自杀了。他夫人跟他说：你想想，党会不要你吗？他夫人非但从没有抱怨他，每次他被斗回来总是安慰他。
　　光年谈到自己的情感历程，谈到自己的初恋。他说他少年时同一位女子通信，“那个热烈呀”！ 可从未见面。待到见面，大失所望。他说他教书时同一个女学生谈过恋爱，他不大懂得人家的心理；女学生要承受沸沸扬扬的舆论的压力，女学生希望从他那儿得到抚慰，“可我连吻都没有吻过她”——光年说着自己大笑——后来那女学生跟别人结婚了。光年说，北京解放前夕，他正搞地下工作，师大一位参加学生运动的女生，长得可以说很妩媚，“我跟她就隔着一层纸了”；这时候，他的学生黄叶绿从云南来信，她要来北京同我会合。“我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马上同师大的女生结婚，要么马上同黄叶绿结婚。”“我隐隐觉得师大这一位有点什么，一时说不好的东西。”于是决定等黄叶绿来。黄叶绿从云南起程，那时那个难呀，足足走了个把月。同黄叶绿结婚时，师大那位女士送了他们一对印章，一方刻着“光未然”，另一方刻着“黄叶绿”。
　　——我记住了光年讲的故事，同干校别的连队的一个人讲了。他很感慨，也记住了光年的故事，两年后同他一位女同事讲了。哪里想到这位女同事听后号啕大哭，原来她就是当年与光年就差一层纸的师大女生。原来世界居然那么小。文革中，她的丈夫是新华社中层干部，一开始就挨批斗，晚上回到家，就挨妻子的训斥，妻子同他划清界线。若干天以后，丈夫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所有的脏衣服都洗了，然后自杀了——我想，这就是光年给我讲的“有点什么，一时说不好的东西了”吧？
　　光年属中央专案，对我这样的“小青年”，当然不便谈自己的“案情”。但有一次，光年说到：说我欺骗，说我是“托派”，不相信我十三四岁就参加革命。那时我可不是就是这个年龄？我以共青团员身份参加一个国民党支部，领导这个支部。
　　我要他谈谈冼星海。光年说：他可是特别馋嘴的人，延安又没有东西。他看到我写的词，准备谱曲的时候，正好得到一大包白糖，他就一把一把往嘴里送，白糖吃完了，《黄河大合唱》也快谱完了。
　　1972年11月，光年历经数月的请假终于获准，被允回北京看病。果然，查出来肝肿大，腿浮肿。但终于同亲人团聚了。在家的日子，读《朱可夫回忆录》，给孩子们讲《共产党宣言》，给干校的同事写写信。我是12月底分配回北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不几天就去看光年。光年的老母亲一定要留我吃饭，还说了些谢谢我在干校照顾光年的话，让我很不好意思，光年馈赠我的精神上的东西怎么算呢？老太太是湖北襄樊人，口音接近河南。老太太还要亲自下厨房，为我做“珍珠丸子”。席间，光年向我感慨：我都60了啊！
　　光年在北京呆了半年，因为是审查对象，仍被要求返回湖北干校。回咸宁不久，光年给我一信——匡满同志：
　　我已于一日顺利返回连队，仍住原来房间。现在是我一人独占了。房内几月未住人，推门一看，另是一番景色：蛛网尘封，白霉铺地，破纸堆里，跳出青蛙来迎。丁力帮我清扫，张肖华帮洗帐子、晒床板，叶勤帮晒被褥。我也花了两天打扫、清理、洗晒、归置，因此累倒，在床上躺了两天，却也体会劳动改造世界的乐趣。如今虽然谈不上窗明几净，却也建立新秩序，可以为所欲为了。
　　组织上很照顾，同志们很亲切。我和其他几位病号被宣布为“以休养为主，免除劳动”。我则于天晴时候，到菜地干点轻活，干到一两个小时，辄被劝止。学习时间是充裕的，伙食是好的，空气十分新鲜，散步聊天不少，可以在这里过一段休养员生活。
　　该回来的差不多都回来了，连里有一股小兴旺气象。由于其他连队回来的不多，有关分配问题的传达、学习等等，恐怕下月才能开始。这两天是欢送到广西去的同志，全校近三十人，老五连却只有甘棠惠和许敏歧(后来加上王敏之——杨注)，还有原十四连的王士菁、欧阳柏等同志，定二十日成行，因雨也可能延期几天。
　　你近来忙吗？愿你诸事顺遂！你父母亲远道来京，我未能尽地主之谊，深以为憾！请代向两老致意问好！
　　你丢下的几件破衣烂衫，已交给缝纫组做补丁了。还有玉米须、破脸盆、旧网袋之类，尚待处理。有一把小木椅，是张天翼留下的吧？我想应移交他的夫人。应当承认现实，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还想到，过去发现的一双无主的雨裤，也可能是天翼的。我没问过他，前些月便托丁力上交连部，那就算了——这些都是补白式的废话了。
　　刚才甘棠惠来说，他们一行明天就走，天雨行李运不出，连里随后代运。甘、许是要去搞创作的，原来已接洽好了。这次广西教育局长来，则动员他们去教书。几经交涉，同意到那里再力争满足他们的愿望。广西来人很热情，工作很细致，去的人都比较满意。昨天见到王士菁，他被邀到广西大学教书，他说：去教教书也不错。(19日已送走了) 祝近好！顺候杨子敏、崔道怡、小周明同志好！
　　光年 73、6、18
　　光年这封不长的信里包含了许多信息，也能看出光年的人品人格，并勾勒出一幅干校后期生活的画卷。
　　1973年7月4日光年的日记里，他写道：“……接杨匡满来信，说总理最近点名要周巍峙、王昆解放，站出来。信上还说要我准备‘出来担担子’云云。听听而已……”
　　对于传言和大家的关心，光年是清醒的——事实上，由于种种阻扰，直到1975年10月才正式给他做结论，让他回北京工作——当时他已经转去了文化部天津静海干校，由湖北军区向上面打报告，文化部咸宁干校已于1974年底撤消。
　　时光在等待中流逝，生命在等待中损耗。居然谁也无法加快它的进程。于今，我和光年曾经同屋、同甘共苦的日子尽管过去了30年，它们依然是我生命中的一缕温馨，一抹明亮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