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练功生涯

作者：苏北

　　我的少年荒唐之极，整日在日头下的街巷和乡村的沟塘竹林游荡。除却钓鱼凫水，就是与一帮小伙伴们杂耍练功。我们练的功有石担子（一种土杠铃）、石锁和哑铃。我那时也才十一二岁，个子又矬得很，可我死要面子，睡在板凳上，卧举可以举一百二十斤，挺举也有八九十斤。其实是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也落下了一点病根——小肠气。我的邻居是一户许姓的人家，他家四个光头，没有女孩。老大长我几岁，老二跟我同学，我主要是跟老二玩。我们的练功，主要是受老大影响，夏天的黄昏，老大穿一件汗褡子，胸肌和膀子上的肌肉动动的，那时我们每家都在邮电局的一口井里打水吃。一般人家都是用一根扁担挑着，而大许却是用两只膀子提着两只大铁筒，膀子上肌肉滚圆，他提着水，路也不好好走，而是肩膀两边一晃一摇，脚下的腿有点罗圈，真是酷极了。
　　有了大许的影响，我们在许老二的带动下，每天下午便集中练功。许家是安徽宿州人，靠在淮河的北面，说话有些侉，不知怎么的，来到扬州边的这个小县城定了居。他家多吃面食，尤以馍好吃，有时把馍放在煤球炉上烤焦，吃那焦皮，香脆无比，美不可言。许老二的妈妈长得周正白净，人又很安静慈爱，对我们小孩又多爱意，我们练功，她在一旁洗衣缝补（孩子多，衣服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有时就一边为我们烤馍。我们在她家有高大泡桐树的小院子里大喊大叫，弄得一身臭汗，她并不厌我们，而是为我们凉上白开水。
　　我们边喝着甘甜的凉白开，边嚼着烤馍的焦皮。一个夏天的黄昏就慢慢的过去了。
　　几年后，我高中毕了业，招工分配到一个叫半塔的小镇上。十七八岁，一身的青春气息。我便在单位的院子里的一棵法国梧桐上拴上吊环，没事就在吊环上使蛮劲。下班后的黄昏，我便和一个姓陆的少年，来到镇中学的草地上，练习“鲤鱼打挺”。
　　镇上的单位一般都有一个大院子。我工作的这家营业所，前面一座两层小楼，后面照例一个大院子。我们上班在小楼上，一个单位的人都住在后面的小院子的平房里。我们的主任姓胡，是个部队转业的连长，他整日穿着一套旧军装，手背在身后，烟头刁在嘴上，一声不吭。而他的两个女儿却像两只麻雀，整日叽叽喳喳，又是唱歌，又是说话。大女儿胡丽英已在信用社工作。夏天穿着碎花的裙子，露着两条健壮修长的小腿，边唱歌边在院子里洗衣服。我们晚饭前，便在院子里那棵梧桐树下的吊环上显摆，每人穿一件紧身的汗衫，把胸肌尽量给显示出来，吸一口气，气沉丹田，一个打挺，便上得吊环，先是翻几个跟头，之后一个双腿上收，再倒翻过来。有时比赛引体向上，一气能做一百多个，特别是胡丽英参战，为我们数数，我们更是亢奋无比，把一张小脸弄得涨红。有时胡主任恰好路过，也刁着烟头站下来看一会，他依旧一言不吭，默默站上一会，转身走了。可从他的眼睛里，却明显看出一团和善。
　　过了一些时候，我的一位多事的女同事，说要给我介绍对象。我还一头雾水，她却说要把胡丽英介绍给我。我那时好出风头，在吊环上“出力”，也不知是哪来的冲动，我并不明白。经女同事一说，我似乎有那么一点朦胧的感觉，可我不想给别人说破，于是我一口回绝了那位女同事。可之后的事情就有些不妙，先是胡主任依然刁着烟头，一声不吭，可脸黑着。胡丽英不再小鸟般的唱歌了。她见到我总是满脸涨红，低头急走。从此我便晓得事情有了微妙的变化，便不再下班在院子里的那棵大树下“显摆”，人也渐渐地沉闷了下来。心里空空落落，也不知少了些什么。于是便找来一些文学书来读。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我读了多遍，还在一个笔记本上抄了一大段。我觉得书中的那个忧郁的少年巴札罗夫就是我。
　　可我依然留念那棵大树，及大树下的吊环，虽然白天我不再在那棵大树下“玩命”，可晚上，特别是有时夜深人静，我无法入眠，便悄悄来到大树下，一个人，凝望着那副吊环；有时神经似的蹦上去，一下一下，做引体向上，仿佛与谁人赌气，不间隙地做下去，做下去……
　　半年之后，单位还是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出去上学。从此我便和那棵大树，和大树下的吊环，告别了。从此也与功夫告别了。（文汇报2006-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