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来不易的打油诗

作者：邵燕祥

　　 曾有人说，我的杂文比新诗好，我的旧体诗又比杂文好。
　　 这是夸我的旧体诗。我却不这么看。
　　 我以为，在我的写作生涯里，首先是自由诗，写了大半辈子，虽有很多败笔，其中毕竟有我的梦，我的哀乐，我心中的火和灰；其次是杂文，是我的思索，我的发言，数量大，什佰选一，也还不无可取；最后，才是我原先只是写给自己，或顶多是二三友人传看的格律诗——我叫它“打油诗”。
　　 在人们印象里，所谓打油诗，难登大雅之堂，不只是说它谈不上艺术水平，更因往往于诙谐中流于油滑。有一位老先生就指问说，你这里还有悼诗，怎么能叫“打油诗”(当时我心里想，怎么，张打油就不许写悼诗吗)？(前句是“指问”，不是“质问”之误。)
　　 这就不能不说起，唐代有个张打油，名不见经传，但有一首咏雪诗在《全唐诗》外流传至今：
　　 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看来，它的特点主要是以口语入诗，因此被人视为出语俚俗，即以其人之名名之，叫“打油诗”，带着轻蔑的意思。后来上千年间，什么不入流的歌谣顺口溜，全都随意抛进这个“打油”筐里。
　　 但是我发现，聂绀弩、荒芜、黄苗子、杨宪益，还有唐大郎(刘郎)等许多位当代诗家，偏偏都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打油诗，却不仅是不避俚俗。
　　 我想，那首先是由于打油诗的无用之用，它的自娱性或(我创一个新词)“互娱性”；既远离了“大雅之堂”，不属于庙堂和贵族，那就必定属于民间。
　　 不是硬把历史上的打油诗拔高，赋予它原来并没有的意义，而是突现它原有的自由色彩：在市井和草野间行吟。
　　 我把自己的诗叫打油诗，更主要是缘于对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的敬畏。在令人高山仰止的诗词歌赋大家、他们的作品构成的众多高峰面前，我虽不因枉自菲薄而气馁，但终保持了不敢妄自尊大的一点自知。我不敢妄言对中国的诗词及其格律进行“革命”，连“改革”亦不敢轻言，我怕亵渎了几千年来著名的和无名的诗人的心血创造，也怕亵渎了历代知音读者的切肤会心。在这方面，我可以算是个保守派。
　　 如果我的诗词不合格律，那不怪格律，是我学得不到家。自然，因为是今人，我写不出古人才能写的诗，而且用词遣句会往现代口语靠近，那是另一回事。
　　 大家看这本书，头一首诗《送妻下放》，写于1958年初，这是我在反右派斗争之后，静候处分之际，明知发表权已被剥夺，写作权受到限制，但是“人还在，心不死”，我选择了格律小诗这种体裁，一不须铺纸拈笔，郑重其事，二便于口占腹稿，易于记忆保存——我写的自由体新诗，自己也记不住，但自写的七绝七律之类，好歹能背下一些。
　　 其后，跟聂绀弩在北大荒的遭际相仿，我所在的劳改农场，也奉命参与“全民写诗”的活动，算是“文化大跃进”的一部分吧。我虽是随俗但更多是自愿地写下了歌颂毛泽东的一首古风《长江篇》。但因为那时思想还没“改造”好，此诗“虽是意在推崇毛泽东几十年来的功业，但我写得兴起，结束在‘何惜挥汗入江水，共写万里长江新历史’，分明是与毛平起平坐的语气，全无‘臣罪当诛’的惶悚之忱”(拙著《找灵魂》中语)，幸亏这些东西成束成捆地交到总场或什么地方，也就当废纸处理了吧，没有落到批判家们手里。现亦收入此书作个纪念。至于1966年文革初期，我在被机关关押期间写的一些颂诗，已收入《人生败笔》，这里就不收了。这些东西，艺术上不过是传统所指的打油水平，而内容和精神却已大有悖于打油之旨了。
　　 尽管是真情歌颂，也还不能免于批判。1966年八月，有一场专门针对我旧体诗作的批判会，那是为了把我关入“政训队”凑罪名的闹剧。在1986年纪念文革二十周年时，写为《审诗》一篇，现作为本书附录，以略见当时世态及文字狱“上纲上线”之一斑。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发配到河南干校，从《咏鸡》开始，我才又恢复了可称“打油”之笔。
　　 可见要写打油诗，亦颇不易。黄苗子先生诗云：“思到无邪合打油”，良有以也。
　　 这本书的外编，收了我为丁聪先生和方唐先生的漫画所配的绝句，一画一诗，近六十首。
　　 因是命题作文，诗为我所写，意从画而来，不敢掠美，另编标出。
　　 (该文为《邵燕祥诗抄·打油诗》一书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