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

作者：陆　地[壮族]

“我不完全是为了学费，就嫌那冷板凳坐得太腻味了。”
　　“那，你要投笔从戎?”他问。
　　“看看再说。你打算考中大还是——”我问他。
　　“还未定盘。‘上帝’还没有批准。”
　　“上帝?”我盯着他的目光。
　　这时，房门开开，进来一位娇滴滴的小姐。
　　“喏，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你们还不认识吧，介绍一下：这是密斯李；这是——”
　　“呵，认得了，密斯特陈，严格的批评家，久仰久仰。你只是老讲老讲，就不肯给人家介绍。”她，话说得清脆而流利，对着躺在病床上的爱人娇嗔地瞟了一眼。
　　李小姐这天打扮得落落大方：浅蓝色的长裙，月白的麻纱上衣；长得丰满而苗条，眼睛比照片还要灵活、热烈，仪态显得妩媚而端庄。她给病人带来一束箭兰和晚香玉，一篮杨桃、龙眼和木瓜，把床头小柜摆满了。
　　“你要叫我开水果摊了。”黎尊民笑了笑。
　　“还有，你先别下结论。你要的 东西给你找到了。喏，是不是这一本?”她从小手袋拿出一本《大学试题汇编》给对方。
　　“密斯特陈，”她望着我，“我说他呀，既然是个球迷，就考上海的东吴大学得了，那儿的体育系不是挺闻名的吗?”
　　“我想学经济，要不，学矿治。”黎尊民说。
　　“都不好。”她抿一抿嘴，“经济学还不是打算盘；矿冶嘛，尽是跟石头打交道，多枯燥!密斯特陈，你说是不是?”
　　我笑了笑，没做声。
　　“你自己呢?”黎尊民向着爱人问。
　　“我还早哪，还得一年。反正我什么也不要，就是音乐能迷住我。”她接着哼哼流行的《梅娘曲》。
　　护士进来把她制止了。她噘着嘴轻轻地嘟哝：
　　“人家是唱给病人听的嘛。”
　　“算了!”黎尊民给她丢了个眼色，然后转对我说：“亚陈，同我一块考吧，学费没有问题。”
　　我当时有自己的任务，不好跟他们讲，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李小姐把我送到医院门口。临别，红着脸问道：
　　“听说你们‘抗先’要扩大组织歌咏队，给我介绍行吗?”
　　我不觉一怔，心想：“你这大小姐也干这个?不是凑热闹赶时髦吧?”她逼视着我，那眼光是说：“怎么，不行吗?”我答应她，先打听一下，回头再说。
　　不几天，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广州，城市头一次受到惊扰，人心浮动。黎尊民和李小姐跟她的母亲迁居香港去了，我则回了广西，我们就没有机会再见面。过了半年，我在桂林遇见另一个同学，才知道黎尊民考取了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学建筑。学校迁到粤北；李小姐的学校迁到佛山，两人相去遥遥，颇感相思之苦。这时，我才给黎写信，请他代买些进步的书报。
　　这段期间，我找到了一份社会职业，在西江边上的一个县里当合作社指导员。经常在农村奔走，组织农民成立信用合作社，以便银行发放农贷。当中，我目睹横行乡里的土豪恶吏，借征兵抽税之名，肆意营私舞弊，鱼肉乡民，搞得农村暗无天日。而那些本着一片热诚，想为抗日救亡出点力的青年，往往被政府的一块官办的抗日招牌阻挡了。我原来企图借此合法职务，深入农村，团结伙伴，点起抗日的火炬，想不到障碍重重，到处碰壁，不无悲愤。不得已而写了一篇暴露这黑幕的散文，前头引用了尼克拉索夫的名句：“这里，只有石头才不会饮泣。”不料，文章在《救亡日报》发表出来，我的处境立即发生了恶化。工作受了严厉的检查，结论是：我组织的社员，贫农的比重大，违背农贷的规章，给予记过，着即调回县府做内勤，不让接近农民了。以后，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特别“关心”，我的信件，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封口往往是潮湿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天，收到一本《解放文选》，这是延安《解放周刊》的重要文献，寄件人是黎尊民。他在扉页上题了这样两句话：
　　这孩子，我这儿养不活了，让我过继给你；愿它得到长大!
　　不知是这本书招引来的祸呢，还是我要到延安去的通讯泄漏了风声?要不，就是我的半公开的救亡活动触犯了反动政府的禁忌。一个暑天的傍晚，我和同志们在小学校开完会，我就不能回自己的宿舍去了。一个紧急的通知：要我立即赶到江边的渡船口等过船，星夜逃走。到梧州转船下广州，找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去。
　　我既然是亡命之客，到梧州就不敢找旅馆了，上了岩，直奔黎尊民的家去。刚好他正回家来度假。我突然到来，使他又惊又喜。先在书房给我安了一张行军床，要我冲了凉给泡一壶龙井茶。然后命令我：
　　“你就在这呆着，我出去一下就来。”
　　他说完，戴上白通帽就走，还把房门带上。
　　我留心看看他的书架。上面的书很杂，有关建筑学的，有关体育的，有翻译小说的，生活书店那套“青年自学丛书”，零零散散的也有几本夹在里边；另外还有《良友》画报和《科学杂志》；《救亡日报》却叠得整整齐齐，有的文章还打了红杠杠，可见看的人很用心。这时，那本《解放文选》又回到我的眼前。我走得太仓促了，别的行李丢掉也罢了，这本东西——“一个过继来的孩子”，把它丢了，怎样对得住朋友的重托呢?
　　我正在胡思乱想，房门轻轻开开了。进来的是一位戴墨镜的女子。穿一身藕色丝绸旗袍，拿着小阳伞和提篮，亭亭玉立。她除下墨镜，叫一声：“密斯特陈!”马上伸出丰满而秀美的胳膊来给我握手。
　　“李小姐吧，几乎认不出来了。”
　　“真的吗?还不是老样子。你看改变了吗?唔，那回你见我是托着一根长辫子的吧?”她用手拢拢新烫的卷曲而乌亮的头发。
　　“是吗?记不清了。”我说。
　　我们一时找不到什么话题，沉默了。
　　她拿起一本新出的七月份的《良友》，坐在藤椅上翻看。
　　“亚黎刚出去一会，他说等会就来。”
　　“他告诉我了。”她说。
　　“密斯特陈，你去年答应我的事，还没有兑现呢。”她合上画报，盯着我问。
　　“别叫我什么密斯特好不好?叫亚陈吧。”
　　’那你也不准叫人家小姐。”
　　“那叫什么呀?”
　　“哎哟，你忘了我的名字啦，叫冰如呗。”
　　“喂，来了。”黎尊民在门外一边叫，一边拿脚踢开门进来，两只手全拿着东西：一大包的叉烧包，香芋角和鸡蛋糕，还有半打汽水。
　　“你在船上还没有吃东西吧?”他一边问，一边开汽水。
　　“我们就一边吃喝一边谈。李小姐撒娇撒痴地说：本来她们每天这个时间都要到鸳鸯江去游水的，我这个不速之客把她的时间表打乱了，要罚我讲故事。
　　“你先说你们什么时候请吃喜酒吧。”
　　“要吃酒还不容易呀，什么时候都行。如果加上一个喜字，那可就要等到遥远的未来去了。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结婚是恋爱的坟墓!’那，多寂寞，多悲哀呀，我不干。尊民，你说呢?”
　　“无所谓。”黎尊民心不在焉地漫应一句。
　　“你什么都无所谓，对人家考学校也不关心，这也说行，那也说好。我不管，就是学音乐。”
　　“我们的官司以后再打好不好?现在——”黎尊民严肃起来。
　　李小姐噘着嘴不哼气。
　　“亚陈，”黎尊民把房门关上，轻轻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你说吧!”我悸动起来，蛋糕咽不下了，警觉地听着坏消息：
　　原来是昨天伪省政府来了通缉令，说我在非常时期，擅离职守，违犯抗战法令；而且挟款潜逃，罪加一等。饬令各地政府，督饬各交通要道所有警宪，严加侦捕归案。今天开始，梧州的出口旅客，实行特别检查。
　　“真有这样的事吗?”李小姐望着我问。
　　“擅离职守是事实，挟款是没有的，那是统治者惯用的‘莫须有’的手法。”
　　“听说抗战时期，公务员擅离职守要杀头的呢，比挟款潜逃还严重。”黎尊民为我担心起来。
　　“那怎么办?”李小姐也惊惧了。
　　“反动派的家伙真毒辣。”我自己心想。
　　“我刚才打听了船期，今晚有船开往广州，过香港的就要等到明晚八点。要我说，现在正在风头上，查得紧，不如过几天等他们松懈了再走。”黎尊民为我的事那样认真地考虑着。
　　“不是啵，他们可能估计不到陈先生那样快就到这儿，检查未必认真；再过两天恐怕倒反紧了呢。”李小姐也为我想主意。
　　“怎样?阁下自己定夺吧?”黎尊民望着我问。
　　反复考虑之后，我决定当晚就走。同时，我们商量了如何串演一出混过检查这道关口的戏剧。
　　吃过晚饭，李小姐给我拿来一包衣物、几本书、两盒蜜枣。我和黎尊民开始化装：我穿上李小姐拿来的一套唐装黑胶绸，跟黎尊民一个样子的打扮。李小姐穿的是一身华丽的蝉翼轻纱旗袍、玉色丝袜、银色的高跟鞋。俨然是十足的阔小姐。
　　黎尊民把他的衣物、日用品给我收拾在一只小藤匣里；李小姐把她拿来的几本书也放在里头。
　　船是九点开，我们八点半就得上船。我——一个“小伙计”，提着小藤匣跟着“少东家”和李小姐走进轮船的餐楼。这时三个凶神恶煞的警察正在那里向旅客们喊叫：“打开行李检查!”有的人的东西本来装得平平整整的一箱子，给他们一翻腾 ，都搞乱了，高起来好多，自己弄了半天，箱子也盖不上盖。
　　“你的匣子装什么的?打开!是你的吗?”一个警士把我上下打量一遍。
　　“我是伙计，送船的。请看!”我打开了箱子。
　　两个警察伸着粗大的手，肆意翻腾。
　　警士转向黎尊民瞅了瞅，“是你要出门?干什么去的?证件!”
　　黎尊民沉着地掏出中大的学生证。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摆着那么个人不认得。”李小姐在旁边冷冷的好像给自己说话。
　　“你是谁?”警士咆哮。
　　李小姐骄傲地把头拧过一边去，不屑理睬。
　　“他是李家小姐。”我把“李家”两个字拉得特别长，意味深长地给警士一个眼色。
　　’班长，你看这本书——”一个警察把《茶花女》塞到警士面前。
　　警士听我说起李家小姐，已收敛了怒容，拿过书来，翻开封面，低声地念：“李氏藏书”，不禁惶恐，立即交还警察，喝道：
　　“给放回去，看你一块饭一样，什么也不懂，大惊小怪。走!”接着笑嘻嘻地对李小姐：“小姐，对不起!高头来了手令：有个政治犯逃走，要严加检查。”
　　“嘿!”李小姐用鼻子哼了一声。
　　警察们悻悻地走了。
　　船上响起了铃声，预告船要起锚了，船上的伙计催促送客的人上岸。
　　我们三个人相顾暗笑，走出餐楼来，依依不舍地在甲板上凭着栏杆，眺望那江堤上的酒馆戏院商场各色各样的流动着的霓虹灯和倾听嘈杂的市声。
　　第二次铃声又响了。要出门的“少东家”回了岸上，送行的“伙计”却留在船舱。我心上像落了一块石头，带着轻松的情绪，目送着走方步的脚和婀娜娉婷的丽影，一步一步走上三百多级的码头。
　　一场送别的戏剧终于演完了。
　　
　　这情景地下跟着我经历着悠长而飞快的岁月，陪伴着我度过多少无眠的长夜与飘渺的梦境。
　　“这梦一样的过去，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现实呢?”黎尊民走后，我一直猜测着，总也得不到回答。
　　饭后，洗了个澡，我正要补记两天来在船上的日记。服务员来说：
　　“今天的那个挑夫又来了，让他进来吗?”
　　“请他进来!”我一边说，一边跟服务员出来迎着他。
　　黎尊民进了房里，自己拉过椅子坐了。这回他已经不那样拘束。默默地扫视房里的壁挂、茶具、台灯……。
　　“吃糖吧!”把糖包打开来，“吃吧，还是我从广州买来的呢。”
　　“这一下你记性又太好了，还记得还我的客。”他拿起一块糖一边吃一边说，“岁数大了，不是吃糖的年龄了。”
　　“你有多大岁数了?比我大两岁吧?”
　　“那不同呵。看我，头发都白了。逝者如斯乎!”他拿手梳了梳头发，梳下两三根发丝。
　　他头上是间或出现一根两根白发了，额角已开始秃上去。
　　他问我这十多年都到什么地方，革命斗争是怎样一种滋味，结了婚没有?我把我的经历简单地讲了个轮廓。他听得很留心，表现着向往与羡慕。
　　“我自己太惭愧了!”黎尊民慨叹地说：“命运不济!不看我这个证件。”他从口袋掏出封信。
　　信皮是“贵阳市军管会”的衔头，信笺是一张证明身份的通行证一类文件。
　　他不等我看完，自己就情不自禁地讲起他的生涯……
　　
　　自从那天他和爱人李冰如把我送上革命征途以后，不久，他们的生活也就开始走入新的旅程。李冰如离不开他，没有去考国立音专，终于考进了中大，学英文。两个同在大学里，一个有好的嗓子，一个有好的球技，都是大庭广众中的风头人物；两人爱情融洽无间，形影不离，不知引起多少同学们的艳羡呵!
　　不料，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马来亚遭受日军蹂躏。黎尊民他年老的父亲和他几十年来惨淡经营的一家菜馆，一旦埋葬于炮火了；接着，梧州遭受轰炸，那间进出口的商号跟着也成了焦土；银行存款给掌柜全部卷逃，不知去向；伪法院提出公诉，宣布商号破产。黎尊民的学费来源，顿然中断，大学的课程却还要一年才毕业。他想不读了，李冰如却极务反对。宁愿自己俭省一点，把一个人的学费分作两个人用，也要爱人拿到毕业文凭。“节省一点是可以对付的，总之，不能功亏一篑。”这位小姐说得如此的果决。但是，李冰如的恋爱，黎尊民的破产，被她同学的表哥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李母。那年暑假，母亲要女儿务必同表哥一块到香港度夏。一到，母亲就把女儿看起来，出入都有表哥表妹陪伴；同时，声言内地学校有敌机轰炸，不安全，让女儿下学期休学，不回中大了。说她反正读的是英文，在香港学还好呢。其实，就是要她跟黎尊民断绝来往。
　　“你别惦你那个朋友了，人家已经破产了，你还不回头呀!”李母对着女儿打开窗子说亮话。
　　“破产有什么关系，他人格并没有破产!”女儿却这样执拗。
　　“你就是这个牛脾气，你就没有想想，我们是什么人家?你父亲去得早，就留下你这个宝贝，你要是成了不三不四的人，我能对得住你父亲吗?再说，你堂伯伯是这样的名声，你要过得不成体统，叫人把面子往哪儿搁呀，你就不想想。”
　　“我自己的事与别人的体面有什么关系。”李冰如拧着头走回房去了。
　　做母亲的看女儿不肯就范，对她防范更严了，干脆再不让上街。
　　一个月过去了，李冰如也真能安于她的书房：弹钢琴，读英文小说。母女僵持的空气和缓一些了。这时，李冰如才暗中买通了娘姨，让她把信带到外头去投寄，约黎尊民到香港来。一大清早，李冰如拿了首饰、金条和一部分港币，借口同娘姨上街买鲜花。到了街上，乘着娘姨不注意，自己溜了。马上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赶到飞机场。黎尊民已经在那里等她。一对爱人就这样一起飞往重庆。
　　到重庆后，他们开始同居。嘉陵江的浴场，重庆的山道，经常出现这一对恋人的足迹。也许是把心玩得野了，大学生的生活，逐渐失去它的诱惑，李冰如对大学文凭的兴趣已经打了好大的折扣。刚巧，李冰如遇见一位同学，她告诉冰如一项消息：伪国防部正要招聘英语翻译，问她愿不愿应聘。“我，能行吗?”冰如问。“你声音那样美，英语根底深，外貌又出众，只要肯屈就，保你没有问题。”这位同学极力拉拢她。冰如又把这一番话带来征求爱人的意见。黎尊民觉得既然是冰如愿意，他还说什么呢。“不过，当翻译，跟外国人打交道，总有点别扭!”黎尊民考虑再三，多少有点不大顺心。李冰如则认为：“他是他的外国人，我是我，有什么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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