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饭

作者：雷抒雁

　　古乡长从办公室走到院子，歪着头眯着眼看看天，太阳已到了头顶；再低头看看地，影子也缩到了脚下。就向屋子里的人喊：“走，走，吃饭去，晌午了！别等人家再来请。”
　　治保主任老王、文书小董、信用社主任和他漂亮的女部下，听声都从各自的屋子里走出来，反扣上门，准备去吃饭。
　　那时，乡里的全部人马，也就这么几个人，管七、八个自然村，几千号农民；行政、生产、治安、贷款，都管。
　　乡办公室，其实是半院地主家的宅子。地主家的这院宅子宽敞，高大；正面看上去，高墙大院，青砖瓦舍，黑门泡钉，门墩两边是一对磨得光溜溜的石狮子。土改时，东西两院房子分给了扛活的长工，租地的佃户；中间这一院，三进房子，中间用半截土墙一隔，后边留给地主家自用，前院一套大厅，六间对面厦子，成了乡政府的办公室。
　　厅房是乡里召集各种会议的地方，到了夜晚，就成了本村的夜校；那些男男女女的翻身农民，拿着乡里发的《农民识字课本》，小学生一般咿咿呀呀念起课文。课文编得通俗，顺口，结合了农村的生产、生活；农民识字扫盲之外，还学了许多农业知识。
　　每当上课时，我们这些孩子也挤到大门口看热闹。许多课文，父母们没记住，孩子们倒记住了，像儿歌一样总挂在嘴上：“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桃三杏四梨五年，枣子当年就还钱。”夜校的老师请的是村上识字的人，有时候，乡长老古和其他乡干部也上去，领大家念一阵子。我的父母后来一直说夜校管用，让他们这些“睁眼瞎”，都能读书看报了。
　　乡干部们走出“地主大院”时，也正是农村的午饭时分。放学的娃娃们，跳跳蹦蹦各回各家。提镰刀扛锄头的农民也正从田里回来。每当这时，文书小董总夸古乡长时间把握得准。五十年前，那时候，手表金贵，一般干部买不起。太阳就是钟表，抬头看天，低头看地，时间就估摸个差不离。再说，乡下人那时看人戴手表，就像看人镶金牙，戴戒指一样，以为都是些奢侈，乡干部才不愿意因一块表让农民侧了眼看自己。
　　吃饭，当然是派饭，到各家各户轮流吃。村长先一天晚上就会上门打招呼：“明天该你家了，五个人的饭。”这家人便开始张罗。不说吃多好，屋子先得收拾干净，柴呀草呀，鸡呀猪呀，得各归各位。好长时间不用的小桌子得抹洗一下，碟子碗筷也都一概擦洗干净。关中人讲究，只要进了门都算客人，只要有客人，就得在桌子上吃饭，有菜没菜，辣子、盐、酱、醋，四样四个小碟不能缺。吃早饭，得让孩子到乡政府去领人；午饭干部们就知道在谁家，赶点结伙就来了，不用叫。晚饭简单，关中人叫喝汤，不过是些稀饭馒头之类。吃一天饭，一个人交三毛钱。交钱时，也有推让，可乡干部知道三毛钱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不会不交。管五个人的饭，一天下来，够孩子上学买书买本子了。
　　说是轮流管饭，也是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村干部心里有数：地主、富农、服过刑的、正服刑的人家，不能派饭；太穷困，实在拿不出东西给干部做饭的，不派；家里没儿没女没人做饭，或者有病人，呆傻人，不卫生的，也不派。管饭，于是，成了一种政治待遇，谁家被派了饭，脸上也有了光。总能听见有人大声说话：“买点豆腐去，今天管饭。”或者，罕见地见到谁提了瓶子去打醋、灌酱，别问，准是该管饭了。
　　那时，干部和农民亲，吃饭并不十分讲究，拉家常倒是很热闹。派饭吃过一圈，便没有谁的家底，谁的心事，不清楚了。古乡长是个“热闹人”，天下事知道的多，说话农民爱听。
　　到我家吃饭，古乡长端一碗面，也不坐桌子，蹲在墙边，就和我父亲面对面边吃边聊起来。
　　父亲那时是贫农协会的干部，开会要讲话。有一回，他说：“将来，到了共产主义，咱们贫农都要当上地主啦，过上地主的好日子。”父亲一生的愿望就是像村子的地主那样，买几十亩地，盖几十间房，冬穿棉夏穿单，没人敢欺侮咱。
　　古乡长说：当年，陕西有个《老百姓报》，说将来农民要过上好日子，奋斗目标是啥？新房新衣新被窝，油泼辣子白蒸馒。好不好？好！只是标准太低。咱们的标准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
　　父亲不解，问：不用牛咋种地，总不能用人拉？
　　古乡长笑着说：那不又回旧社会了吗？用拖拉机，是机器。苏联的集体农庄都用上了。咱们的目标，可不能是当地主。地主靠剥削生活，咱们可不兴，得靠劳动。
　　古乡长说话中听，家家都喜欢他来吃饭。我给妈妈说，给古乡长他们做点好吃的吧。母亲说：啥是好吃的？我想想说：包饺子！母亲摇摇头说：不行，古乡长有规矩，不许做特殊饭。说不当特殊人，别把他当客人，也别把派饭当成请客。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古乡长来吃饭，见我满头大汗用铁锹在粪堆翻土。就问我在干什么？我不好意思地说：找苍蝇蛹。古乡长吃惊地说：找那东西干啥，多脏。我说：老师布置的任务，要讲究卫生，消灭苍蝇，每人要交一百只苍蝇；捉不住苍蝇的，交蝇蛹也行。古乡长听罢，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说：好，我来帮你挖！他接过铁锹翻开粪土，把土块轻轻拍散，我用两根树枝把土里的蝇蛹一一夹出来，小心翼翼地盛在一个火柴盒里。不知为什么，后来，古乡长看见我就乐，冲着我总说：行，你真行！
　　过了一年多，古乡长调走了。文书小董也不见了。大人们常在一起嘀咕，我去听，他们就呵斥：“小孩子，别听大人们说话”。后来，过了许多年，我才知道原来是文书小董犯了错误。啥错误？挨了糖衣炮弹！地主家和乡政府间隔的那一道土墙太矮，地主的二姑娘晚上总翻墙来和文书小董约会。一来二去，肚子大了。文书自然少不了挨处分：开除公职。二姑娘倒是死心踏地，跟着这男人回他的老家去了。古乡长则因管束不严，吃挂落调别处工作。
　　以后几十年，也总有派饭管饭，可乡亲们还是想着古乡长，说：那时候乡干部好，待人亲热。（文汇报2006-10-3）